文丨特约评论员 沈彬
长江学者被50万元“绊倒”了，但他说这是“体制的错”。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山大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陈哲宇以及他的三名同事，被法院一审判决犯贪污罪，陈获刑4年、被处罚金25万元。
虽然科研人员套取经费，一般被冠以“象牙塔腐败”的名头，但是应该看到，违规套取经费——从主体身份、基金的性质、社会危害，都和普通官员贪污有着明显区别。
目前中国的高校科研院所里面的财务制度森严壁垒，“大狗钻大洞，小狗钻小洞，今年的狗仔不能钻去年的洞”，一个洞钻得不对，就不能够报销、钱就拨不下来。“攒发票”、凑人头、曲线报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更有甚者明明该花在科研上的钱却报不上，只能够自己垫出来，之后挖空心思报花账，导致公私金钱混用，“逼良为娼”。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目前高校科研资金使用的混乱，埋下了套用经费的隐患。
这次陈哲宇案也是如此，为了解决报销程序繁琐问题，以及解决在经费未分期到账时维持实验室的运转问题，陈哲宇和同事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陆续套出400万元的课题经费设立“小金库”，再用其中50万元开设公司去购买试剂（当时试剂总代理商并不向终端销售），之后，他们又分了50万元，这成为贪污的罪状。
私分这50万元，是不妥的，但这是否就构成贪污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肖中华教授就明确认为，这种行为一般不构成贪污罪。
首先，从主体上说，普通科研人员一般不具有贪污犯主体资格——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并非从事公务，公务应具备的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科研活动并没有。科研人员也没有贪污罪的“职务上的便利”可以利用。
其次，套取科研经费，即使手段不正当甚至非法，但一般并没有造成国家财产损失。这是因为，科研经费数额通常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专业评判的固定数额，套取费用一般还是“肉烂在锅里”，并没有额外增加国家投入。比如，台湾刑法学者林东茂教授认为，“在研究案的申请审核通过时，研究经费即已确定地给了研究者。以不实领具请款，由于并未造成赞助机关的财产损失，即使认为有诈术的行使，也因为客体不存在，不应处罚。”
科研活动本身是学者的智力劳动，科研经费本身包含了科研的物质成本以及劳务费用，这和官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公款，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甚至有学者认为“冒名套取等不正当手段，也不影响获取经费本身的合法性”。不过，对于那些“虚构项目、没有进行研究而套取科研经费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责任。
哪怕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南京大学法学院孙国祥教授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套取科研经费的行为都应该定贪污罪，应进一步追查钱款去向。因为套取公款用于的一些“项目支出”，往往是请客送礼、额外发放评审费用等科研活动中不方便入账的费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分析，是否存在为项目而用的可能性”，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则应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作非罪化处理。
总之，“套取科研费”的确有别于一般贪污，如果能确认经费主要是用于科研，或者因为财务原因产生的“公私混用”，应适用疑罪从无；只有对于那种纯粹虚假立项、不进行研究的行为，才能定罪。
这并不是在怂恿科研人员去贪墨国家科研经费，而是根据科研工作的性质、中国的科研经费拨付体制，做出区别对待，做到罪罚相当。真正“划对红线”——把科研过程中，因为财务制度、付款流程造成的“小金库”、不当使用资金和真正的诈骗国家资金做出区别， 使财务不规范、行政违纪和犯罪有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