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晚清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势和社会条件较之前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此期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的状况如何？回答这一问题，需将其置于宏观的比较视野之下。因此，本文首先从清前期相关情况说起，然后再重点论述晚清时期的变化。
清前期直隶经济的基本样态
清前期的直隶经济，与当时全国一样，也是自然经济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当然，与该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密切关联，其经济地理方面的表现呈多样化状态，譬如农、林、牧、渔、商、工在不同地方所占比重或存在颇大差异，但就全局而言，居主体地位、最具典型意义的无疑还是小农经济。
这种小农经济几乎可以说是“千年一贯制”，有变化也主要是局限于自身内部的量变，这在清前期的直隶表现亦颇典型。如生产工具的改进，像一些著述中举及的“双牛辕犁”等的使用，显然只是加大畜力牵引和改良工具结构；粮食品种的推广（如玉米）和新品种的引入（如红薯），虽有助于粮类品种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但不具有冲击自然经济的意义。棉业与市场关联比较密切，植棉在当时的直隶特别是其平原地区已较为普遍，也为官方所重视。乾隆年间曾任近二十年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于此即颇有督导实绩。他还以工笔绘就《棉花图》十六幅并配以说明文字，进呈后，乾隆帝为其每幅图画题诗，并允方氏的相应诗作附于“御诗”之后，留下了反映当时棉业情况的宝贵资料。不过，对其市场范围和总体贸易量也不可估计过高。方观承在《恭进棉花图册折》中说，植棉“先之以耰锄袯襫，春种夏耘；继之以纺绩组纴，晨机夜杼。盖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劬”，所揭示的这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才更能符合主流实际。
从清前期直隶经济的总体情况看，即使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也远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藩篱，特别是与世界经济联系颇为有限，基本还是在传统之辙上缓步前行。
天津开埠的节点意义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巨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其影响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存在。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进而攫得一系列侵华权益，包括在北方地区开设三口（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直隶天津）通商。在三口中，天津地处中间，居于渤海内缘，近为京师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同时又具有口岸拓展的优势条件，所以发展尤为迅速，成为北方贸易的中心大埠。有资料显示，在开埠之初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类棉布的输入量（包括由南方口岸转口而来的）就达150多万匹。并且，以天津为中心，三口相关地带合成“北洋”区域，其洋务专设“三口通商大臣”统管，官署设在天津。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由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旋即受命兼任北洋大臣（由前“三口通商大臣”改），且由此形成“两职一体”的定例，不但扩大和增加了直隶总督职权，而且也给其经济运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如果说，晚清直隶总督之中，在天津开埠前二十年间尚未见有典型的经济能员，那么，到天津开埠特别是“两职一体”之后，便出现了这方面的官员。这绝非偶然，应该说是客观情势、职任条件、个人能力统一的结果。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
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同治初年短时兼署过直隶总督）任间，在处理口岸贸易政务的同时，也有其他作为，譬如在天津筹设“军火机器局”（后称“天津机器局”）。及至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手该局并着力改进和发展，使之成为北方最大而典型的官办军工厂。李鸿章在光绪初年主持筹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在招商集股、雇佣工人、生产模式、运输营销和经营管理等环节上，均颇为凸显“新型”因素，并且发挥了明显的示范辐射、连带衍生效应。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指出该局“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直境开办矿务折》）。在李鸿章任间，辖区还发生了天津电报总局的设立、新型邮政业的开启等诸多事件。李鸿章以洋务领袖的地位坐镇直隶和北洋，亦多涉外省区洋务局厂的领办，与他在职辖区形成互为配合之势。
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正值清末新政开办期间。他对经济也较为重视，特别是善用行家里手，使新型工、商、金融等业在辖区全面发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层级性、系统性经济组织的设立。如直隶工艺总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工艺一），在其带动之下，诸多县份的工艺局（厂、场、所）也纷纷设立。
至于传统农业，晚清时期在直隶（乃至全国）经济中固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是完全沿袭旧态，其“趋新”走势愈发明显。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农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为其要端之一。这固然基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当政者顺势开发市场的作用也不应忽视。至于在农业技术层面的科学倡导，更加依赖人为作用。譬如官设农事试验场，进行粮、棉、桑、蔬等优良品种的培育或引进，种植、管理新法上的实验和推广等。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则有的放矢地设立农业学堂。这些都在清末直隶所办“新政”之列。
由上述内容，可略见晚清直隶经济变迁所体现的“转型”趋向。若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就曾提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命题，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对我们审视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问题亦能有所启发。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5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