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张天潘
近日，著名调查记者王志安在其个人公号上发布了《某些反对柴会群的人，正在成为柴会群！》，批评医疗界大V和自媒体，认为其中有些人立场先行，鼓动医生群体千夫指向媒体和患者，这是在营销仇恨。“如果说柴会群是在营销对医生的仇恨，现在的一些人，就是在营销医生对患者和媒体的仇恨。这种营销，除了会给某些人带来名和利，还会带来弥漫的血腥。”
前几年，王志安曾在其任职央视《新闻调查》期间，就因为好几起医疗报道和任职《南方周末》的柴会群公开争辩，并闹上了法庭。在此争辩与官司期间，很多人自然地因为其双方所持的观点，分成了两个阵营，柴会群因为报道中更多关切患者及其家属，被同情患者的社会公众支持，招致医生几乎一致的抵制。王志安则在新闻调查中，呈现了更多医院和医生方面的信息，也招致社会公众的讨伐。如今画风似乎突变，王志安对一度站在讨伐柴会群阵营的医疗界大V和自媒体展开了批评，相信估计也会招致医生的集体讨伐了。
从媒体行业来看，王志安所提倡的调查记者的价值中立与尊重事实，确实是这个行业的职业要求和难能可贵的个人品质。至少从这篇批评医疗界大V和自媒体的文章看到王志安的价值取向，是相对中立，他不怕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纵观多年来的重大医疗报道及其争议，我们可以发现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媒体在报道此类新闻时的不专业（很少有医学背景的记者），缺乏必要的医学知识储备甚至是医学常识储备，很容易受家属或者医院医生的牵引，报道中出现疏漏或偏颇。在媒体行业，金融、政法、文史等报道领域的记者往往出身自相关专业，但健康医疗领域，受过医疗专业培训的记者几乎没有，加上这个领域入门门槛比文科、社科类高很多，这个领域的报道难免出现各种不专业的问题。
但这也不是无解的，对于很多医患问题，也并非只有深入了解医学知识后才能报道，媒体记者也不可能成为全能全知的行业专家。很多纠纷的实质，更多的在于过错认定、责任划定、权威鉴定等，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借助专家等外力来解决的。记者最重要的是最大可能地呈现出事件的真实脉络，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不要带有预设立场和情感倾向，然后剩下的就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但令人遗憾的现实是，随着互联网资讯的便利，新闻调查在各行各业自媒体的预设立场和情感倾向的“态度”前面，节节败退，很多读者也更多倾向于认同与自身情感一致的价值取向，很容易忽视事件背后的真相和复杂性。但这些缺乏全面性和客观公正性的文章，往往会得到大量的传播。最后就是真实情况被观点和立场给隐没了，人们分成了不同的阵营，开始了基于自身立场的猛烈争辩，哪怕其观点或许一开始就带着偏见或误解的。
当然，这是个资讯发达且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个体和群体，都有发声的权利，都可以伸张自己利益，各种不同声音才能形成更全面、更活跃的言论市场。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更需要具有价值中立的媒体介入，否则，所有人的话，都将会沦为自说自话，谁也不相信对方群体的观点和主张，甚至制造出社会对立，最终撕裂社会，不断消弥社会共识。通过媒体客观独立的调查，将各方声音和利益都平衡地呈现出来，尽可能地促成双方或多方对话，最后促进问题不断地沟通、消解。这也是信息越发达，独立、客观、不偏不倚的媒体公器越发重要的根源。
其实除了医闹问题，我们还可以由此延展到城管冲突、警民冲突等问题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多时候本来都是冲突双方的事，但结果往往因为媒体介入后，最后双方就都把矛头指向媒体，责任好像都变成媒体的问题了，被冠上“无良媒体”名号——这是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主要媒体都获得过的“荣誉”。当然，这现象背后，媒体行业最需要反思，但反思的不能只有媒体。事件的介入方往往都是把媒体作为自己争取舆论支持的筹码，一旦媒体没有助其实现这个目的时，反过来就是谴责媒体，最后好像全部问题都是媒体造成的错误。
其实他们（也包括很多媒体人自身）都忘记了媒体的本质是社会公器，它应该以及只能代表公共利益，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发声器，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益代言人。
这一点王志安说得对，“单方利益代言人在医患纠纷中的介入，选择性披露部分真相，不会弥补医患之间的情感撕裂，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本就充满对立的社会矛盾。”所有的医患争端还有城管冲突、警民冲突等问题，本质上都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媒体只是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呈现给社会，哪怕其中的呈现有瑕疵甚至重大错误，但不能因此把事件的后果都懒到媒体头上，仿佛只有把这些媒体关闭了社会才会好起来一样。
这其实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无益的。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的发生，只有通过媒体的传播，形成舆论监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才能不断地逼近事实、逼近事件背后的真正根源，才能由此推动政府、行业以及全社会共同去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