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林墨”（ID：linmo_wx）
当下，海外经历几乎成了青年学者在国内学术圈站稳脚跟的标配。但是，两位学者分析了 1999 - 2015 年间 1447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简历，发现在高级学术人才计划评选中，海外经历是标配，但它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
科技创新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从最初的 “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流入”（Brain gain）到今天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世界各国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吸纳高层次人才，中国也不例外。从 20 世纪末开始，中国各级政府启动了不同层次级别的全球人才引进计划，高层次归国人员数量逐年增加。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共计 313.20 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 60%。自 2014 年以来，中国已连续多年没有出现“人才净流出”。
在人才政策倾斜，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海外经历的重视下，中国海归群体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是海归和本土人才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少学者具有多种海外留学、访问或工作经历，而拥有海外博后或海外访问经历的本土博士已成为高校具有海外经历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从学缘结构上看，“镀金式学术近亲”（the silver-corded）现象日益突出。这些回到国内本科母校工作的海归博士（归国校友），以及在国内母校工作但具有海外学习或访问经历的本土博士越来越多——海外经历对青年学者职业发展的影响（加速或减缓）由此变得更加复杂。
图片来源：tecnico.ulisboa.pt
1447 名长江学者的简历
在当下的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时代，中国青年学者在海外求学、工作和交流过程中积累下了形式多样且资源丰富的跨国科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此同时，他们还与国内母校之间存在深厚的本校学缘（academic inbreeding）。那么，对于青年学者的职业生涯来说，海外经历和本校学缘哪个更重要？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新近刊发的一项实证研究对此进行了分析。
研究者收集了 1999-2015 年期间 1447 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简历，对他们的学术道路和职业发展经历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发现：
1）入选者从博士毕业到获得长江特聘称号平均需要约 10 年。
虽然绝大多数长江特聘教授在获得该称号之前都有至少 1 年或以上的海外经历，但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长江特聘教授不到总数的 30%，而 56% 的长江特聘教授具有本校学缘，即入选时由母校推荐。只有 7% 的长江特聘教授是女性。
图1。 长江特聘教授的海外经历类型分布图
2）不是所有的海外经历都能加快长江学者称号的获得速度。
如果对所有在海外留学、访问或工作一年或以上的情况不进行细分，并控制学科差异、推荐机构的声誉、读博年限、性别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海外经历竟然是个“减速项”：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学者，一般比没有海外经历的本土学者获得长江特聘称号的时间更长。
接下来研究对这一千多位长江学者的海外经历进行细分，发现只有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还拥有在海外学术界研究工作经历的人，才能更快地获得长江特聘称号。
单一的海外博士留学经历减缓了入选国家人才计划的进程：获得海外博士学位后就回国的海归，需要比本土学者多花费 1 年时间来获得长江特聘称号。
同样，本土博士也不能通过单纯的海外访问经历来获得更快的职业发展：仅有海外访问经历的本土博士，比没有海外经历的本土博士获得长江特聘称号的时间也要慢 1 年左右。
但这种单一海归经历（及所形成的跨国资本）的“惩罚作用”若与其他海外经历相结合则会转换成正资产，缩短获得长江特聘称号的时间间隔。
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土关联（local connections）对入选高层次人才计划有加速效应。
在所有模型中，本土关联对理工类长江特聘教授不同子样本的职业发展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拥有本土联系的学术人才普遍获得了更快的职业发展；学术人才拥有的本土联系越强（就职于本科、博士同一母校），其获聘长江学者的时间越短。
注：本土关联的测度是多维的。一些研究用师生传承或同乡关系来衡量。在该项研究的长江学者样本中，有无本校学缘以及海外经历（造成国内社会资本的减弱）用做了本土关联的测度指标。
4）相对于海外经历来说，选择留在母校发展似乎是一个更优选择。
聚焦在有本校学缘的长江特聘教授子样本上，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读博时长、推荐学校级别、所在学科、入选长江学者年份等因素，海外经历的负效应依然显著。数据显示：获得海外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工作的海归人才，比一直在国内母校工作的本土人才在获聘长江学者的时间间隔上要长两年半左右。
母校的力量
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哈佛大学前校长艾略特对聘用拥有本校学缘毕业生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自然但不明智的（natural but not wise）。60 年代 McGee 在为学术近亲的科研表现较弱进行辩护时指出，这是因为高校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的方式导致了留校者承担了更多的教学和服务工作。
这项研究则告诉读者，从长期来看，留在母校、“被拆掉的东墙”最终还是能够得到回报。同时这项研究以本校学缘作为测度指标，再次支持了本土社会资本在科学家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研究还从侧面说明：相对于本土关联来说，海外经历在入选高层次人才计划的优势并不如人们想象中明显。而囿于数据的不足（简历信息的二手数据、限于理工类长江特聘教授、入选前行政职位等关键变量的缺失），这一结论仍存在多种可能的诠释。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进行更深入的论证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