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女士在国外旅行期间，发现名下工商银行账户突然被冻结。回国后，她前往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知春路支行办理解冻，却被要求提供私人聊天记录作为资金往来证明。这让王女士感到隐私被侵犯（详见《人在国外账户被工商银行冻结 用户要提供私人聊天记录才能解冻》）。当银行风控措施触及个人隐私边界，不仅暴露出“一刀切”风控的弊端，更牵扯出证明材料“乱加码”的现象，其背后是金融服务行业的便民困境。
王女士账户冻结的起因，源于朋友的两笔总计约2.2万元的转账。收款后，她未收到任何银行风险提示，一周后在国外旅行途中发现账户被冻结。解冻时银行要求提供私人聊天记录，这让她陷入“泄露隐私或放弃账户使用权”的两难境地。根据《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收集个人信息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信息。私人聊天记录包含大量未公开的个人交往细节与隐私内容，超出了“核实资金往来合法性”的必要范围。银行本可通过交易流水、转账备注、资金用途说明等合规材料完成核查，却将私人聊天记录列为“辅助材料”，侵犯了用户的个人隐私。
为打击电信诈骗、洗钱等犯罪行为，监管机构要求银行和运营商履行风控义务。但部分银行却将其简单异化为“设卡”和“问责”。这种操作既加重了用户准备材料的时间与精力负担，更反映出银行试图通过增加公众成本，规避自身应承担的风控责任，是管理上“懒政”的表现。金融监管部门早已建立“尽职免责机制”，只要银行按规范完成必要核查，即便后续出现风险，也可依规免责。然而，银行却通过“加码证明”将风险转嫁于用户。
困扰办事群众的是，不同银行之间、不同网点之间的“标准混乱”。同样是账户解冻，有的网点仅需身份证即可办理，有的却像工行知春路支行一样，索要聊天记录等隐私材料，让用户难以预判自身权益边界。
王女士的经历并非孤例。相似剧情在多地反复上演：上海银行曾要求提供“继承证明”才能查询已故亲属资产，在媒体介入后随即取消这一要求；移动电话卡解封本需等待2-4周，用户投诉至工信部后便“秒解”。这些案例也印证，诸多“证明要求”“时间限制”并非政策强制或技术不可为，而是机构“自行加码”的结果。更值得深思的是，问题的解决往往依赖“外部推动”，这说明此前的繁琐流程，是增加办事群众负担的非必要风控手段。
此外，类似的“一刀切”风控还出现在通信领域。例如，外卖骑手因职业特性频繁联系陌生人，被系统判定为“高风险通信”而遭“保护性停机”；另有用户从哈尔滨毕业赴广西工作后，因属地被标记为“诈骗高发区”而遭遇封号，解锁时需跨越千里返回原籍地营业厅办理。一系列“误伤”行为，正动摇公众对技术治理的信任。
面对银行风控措施的过度延伸，用户应当勇于捍卫自身权益，对不合理要求明确说“不”。但需清醒认识到，破解此类困境不能仅靠零星的“投诉胜利”，还需系统性改革。监管部门需明确各类业务的证明材料清单，划定信息收集的边界，对自行加码的行为严肃纠偏。对银行而言，需要通过技术赋能与流程优化，减少对个人隐私材料的依赖；更需要统一内部风控执行标准，压缩基层网点自由裁量权。
风控的目的是守护民生，而非制造障碍。唯有当监管的边界清晰、银行的风控精准、用户的隐私得到尊重之时，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抵达民心。
信网评论员 赵晓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