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昌校宇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在推动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涉农金融机构则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不断规范化。涉农金融机构的农业服务部门要坚守主业，切实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好‘三农’工作。金融服务‘三农’的重要基石是形成一批规范运作、竞争有力、服务专业的涉农金融机构。”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保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县域农村金融机构法人地位和数量总体稳定，做好监督管理、风险化解、深化改革工作。完善涉农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由于农业的天生“弱质性”，造成农村金融存在抑制现象，即金融资源主要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就需要改变上述现象，增强涉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能力，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涉农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即让其聚焦农业主业和农村的服务对象，更要提升服务能力，有效防控金融风险，起到县域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作用，让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同时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出现。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正平对《证券日报》表示，第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都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对于涉农金融机构来说，“强身健体”绕不开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此举又是涉农金融机构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的基本制度安排，所以加强完善十分必要；第二，无论是强化金融支持“三农”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都不能缺位，尤其是在我国央地金融治理监管职责分工，形成“大统一、小分权”的监管格局下，以及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监管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加上本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涉农金融机构的表态，年内监管层已至少三次给涉农金融机构发展路径“立规”。年初，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1月26日，银保监会党委召开全系统2021年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时提到，“继续紧盯高风险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风险防范处置以及监管中的问题线索”。
谈及下一步如何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张正平认为，核心在于改革创新，可从六方面着手推进：其一，进一步优化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疏通政策传导的堵点，持续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其二，鼓励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通过设立专门的乡村振兴内设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同时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其三，进一步推进农信机构改革，尤其是省联社改革，完善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提升农信机构的支农力度；其四，稳妥处置高风险农商行、农信社的发展问题，探索通过兼并、收购、联合等方式化解风险；其五，进一步完善农村信用基础设施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积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其六，持续推进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改革，形成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合力。
在田利辉看来，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质效需要深入开展普惠金融。在科技助力下，普惠金融可以给规范运营的涉农金融机构带来盈利，也可以成为部门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做好普惠金融，需要做好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