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佛无著经》剧照 Felix 摄
5月7日晚，粤语音乐剧《我佛无著经》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首演。这是香港演艺学院40周年校庆大戏，编剧是《大状王》的编剧张飞帆，作曲为何俊杰，由黄龙斌导演。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作品，台前幕后的创作者涵盖演艺学院的戏剧、戏曲、舞蹈、音乐、电影电视、舞台及制作艺术六大学院二百余位教师、在校生和毕业生。对我来说最亲切的是，去年在内地执导了《戎夷之衣》的黄龙斌所带领的主创团队成员，今次也担纲了此剧的编舞（岑智颐）、服装设计（李峰）和灯光设计（陈焯华）。
由《西游记》生发的作品数不胜数，《我佛无著经》依然大大出人意料。故事从唐三藏携徒儿西天取经回到大唐讲起，分两幕。第一幕紧张而暗黑，因“真经”引发师徒之间的撕裂与长安城的祸端；第二幕荒诞而有光，师徒五人走上不同道路，终因救赎牺牲之爱而汇合，整个长安城亦收获涤荡人心的童话式大结局。剧作的情节反转剧烈迅速，人物塑造童趣夸张，人性批判与心灵抚慰平衡着力，叙事时空大开大合——从物理时间到心理时间，从长安城到雷音寺到花果山再到长安城，紧凑而跳跃，为二度创作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而此剧音乐在交响性与叙事性、音乐性与戏剧性的贴合交融上，显示出香港音乐剧的优美成熟。其中，既有沁润心灵的抒情之歌，如唐三藏在第一场的《人之将死》与第六场的《忏悔》遥相呼应，又有拔剑而起的豪情之歌，如第三场悟空的《万劫不复》，还有舒缓搞笑的反讽之歌，如第七场八戒的《欢乐金猪》。
整个舞台呈现被一种童真而深沉、笃定而激越的人格力量所充满。一张可多媒体投影的橙红渐变色天幕，勾勒出长安宫阙；一个空旷的舞台，其上三个并排陈列的巨型“跑步机”因剧情需要随时隐现、变换方向——那是对“旅途”的隐喻。全剧除了唐三藏由客席演员扮演，其余角色皆由该校戏剧学院本科生饰演。由于此剧的幻想传奇性质，导演设计演员以外在化、肢体化、时而卡通化的表现性表演，由外而内地塑造人物。演员状态自由真挚，跳脱欢悦，调动出情感、嗓音、肢体的全部能量，这能量也传递到剧场最远的角落。此剧“光源”唐三藏被成功地塑造成喜剧性的憨呆人物——他的台词和唱词正气弥满，深情款款，不易讨喜，但演员以表情、语调、身段、气质的憨、拙、真、朴，表现出角色在荒诞处境中置生死于度外的幽默觉知，因此这个救赎性人物成为全剧最大的笑泪支点。悟空和八戒一反常态地由女生扮演，观音则由男生扮演，隐含导演对人性-性别的独特思考：人是可以超越性别的。悟空纤柔之中的大哭大笑椎心刺痛，八戒娇憨之中的得过且过不失义气，鲜明活泼，真情入骨。此剧的群像塑造亦可圈可点：长安百姓的合唱和群舞，先时怪诞而阴沉、整齐而暴戾，结尾仁爱而祥和、自在而节制，全赖表情和肢体的戏剧化外显；花果山群猴形象及其局部服装元素与长安百姓的一致性，也有鲜活的隐喻。
微妙复杂、令人无法跑神的舞台调度，为全剧奠定动态节奏、彰显丰富人性状态的舞蹈，精致繁复、不露痕迹地营造时空与氛围的灯光，童真稚拙而意味深长的服装设计……所有元素自由而合一地成全着此剧的核心表达：爱、共情与宽容，必能带给人类长久的平安。
演出结束，全场沸腾。导演黄龙斌在众人呼喊声中上台谢幕，泪洒当场。演员们亦喜极而泣。所有主创上台，在观众如潮掌声中彼此相拥。这是一场真正的欢庆，其意义不只在于历时半年之久的奋力排练终于抵达成功的样貌，亦不只在于它显现香港演艺学院的能力与实绩（根据2025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香港演艺学院于表演艺术类别排名全球第20位），更在于它所给予观众的真实饱足与慰藉，彰显了真诚与美善的胜利，以及当戏剧创作者向自由与意义的高处竭诚攀登时，给自身和观众带去的心灵震撼、陶冶与祝福。这也是戏剧这种“肉身在场艺术”的价值所在。
同时，这部戏也袒露一个奥秘：音乐剧乃是一种活色生香地承载意义的娱乐性剧场艺术。它绝非“为娱乐而娱乐”的廉价货色，其成败亦不在于演员阵容和外表酷炫，而在于它的意义核心究竟为何，以及为传递此意义之核所必需的艺术技巧。支配那炫目外形和悦耳歌唱的，是灵魂。无灵魂则无艺术。但展现这灵魂的参差多态的“声色之道”，亦是一片瀚海，值得探求。
当语言类戏剧以探究人性的暗夜获取成熟与深度时，音乐剧则越来越因其感官性和外向性而追求以人性之光抚慰人心的倾向。这是一种有益的互补，但并不容易。舞台上太多虚假的光明承诺，令人惯于将真善美归于肤浅，却不知我们其实最缺乏爱与救赎的真实想象力。当这种真实的美好出现时，观众能立刻识别出来，并全身心地应和。这就是《我佛无著经》成功的原因：它显现出了中文音乐剧的理想模样。
不知此剧何时能来内地走一遭？那将是音乐剧观众的一大福音。（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