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主妇迪莉娅的一天由丈夫给她的一记耳光开启，而她不过是对丈夫道了句早安。随后她安静地梳了梳头发，套上深色衬裙和围裙，没事儿人一样地收拾桌子、做早饭，好像丈夫只是轻柔地打了个哈欠。
最近国内上映的《还有明天》这部电影刻画了20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经济凋敝，法西斯主义政权给女性带来的压迫仍旧沉重。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理想品质被狭窄地定义为顺从。迪莉娅一边当着丈夫和孩子的“全职保姆”，一边兼着三四份零工补贴家用。
观影过程中，观众会不由自主贴近迪莉娅的心理现场，那是被长年累月的痛苦浸泡的世界。但处理这些锐利的痛苦时，导演选择了一种更轻盈的方式：家暴场面被拆解为优雅的华尔兹，舞步被迪莉娅的鼻血染红。迪莉娅痛苦呻吟的画面，配上女高音吟唱，“我的世界以你开始，也以你结束”，真实的现场音被削去，背景音乐却是首赞颂爱情与承诺的歌曲。
导演宝拉·柯特莱西对外界说：“那个时刻，我不仅仅是在呈现一个孤立的事件，我更想描绘的是迪莉娅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和欺凌。我选择将其表现为一种仪式，一种困住她的循环日常。”毕竟对迪莉娅的丈夫来说，家暴只是一种日常舞步。当丈夫打完她短暂地“愧疚”时，向迪莉娅伸出真正跳舞的手，迪莉娅的表情却是恐惧的。
电影中许多黑色幽默，展现着女主人公在困境中依然留存的锋芒。在公公吹嘘自己过去的财富时，迪莉娅讽刺“你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破产的高利贷者”；公公说自己的妻子“过得像个女皇”，“是的，你的妻子绝望地从五楼跳下去了”。
《还有明天》带有典型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气息，让人想到《偷自行车的人》中对于日常生活敏锐的捕捉。
“我想纪念像我祖母和曾祖母这样被遗忘的女性。”这是导演宝拉·柯特莱西的初衷，而她想把这部电影献给她12岁的女儿。
有人形容这是意大利版《出走的决心》。和在兼职中分身乏术的迪莉娅一样，结婚后和丈夫“AA制”的苏敏当过泥瓦工、送过报纸、扫过马路，“靠谁都不行”。如果“驾驶我的车”是苏敏从物理上摆脱桎梏，那么结尾高潮处，迪莉娅跃入人群、投上自己的选票，就是在精神层面从“玩偶之家”出走。
在苏敏和迪莉娅反家暴的路上，最让人动容的，是母女之间的相互承托。说到女儿，苏敏曾在采访的镜头前流泪，“我希望她能比我幸福”。她之前没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是不想让女儿在上学的时候被指指点点。而电影中迪莉娅“猎杀时刻”，也是在发现女儿未婚夫的暴力倾向时，平日里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她，第一次露出“凶狠”的眼神。
而女儿注定不会一开始就理解母亲，因为迥异的人生经验，“我宁愿死也不愿过你这样的生活”，迪莉娅的女儿玛塞拉对她说。事实上，母女关系是定义其他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参照系。戴锦华在回忆母亲离世时说：“我也要经历创痛之后，重新定义自己、重新安置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完成，这时候我才感受到什么是哀悼。”
当我们感慨社会进步速度时，母亲是参照系，也是我们的根系。看见母亲的处境，帮助母亲安置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是女儿的责任。就像苏敏的女儿帮助母亲运营自媒体，玛塞拉在最后关头给母亲递上了遗落的选票。我曾经鼓励母亲学车，希望她退休后，也能随心所欲去远方。
据全国妇联统计，受害者平均被家暴35次才选择报警。而来自所爱之人的支持，或许能给她们诉说的勇气，这些支持终将汇聚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因为除了母亲，孩子和丈夫也可能成为家暴受害者。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说出自己的故事，一位70岁的老人曾在媒体面前讲述被家暴40年的经历。一位投身反家暴事业20年的律师在书中写道，这些向她勇敢讲述的女性给了她力量。
制度性力量是保障受害者权益的重要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9年来，我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间越来越短，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多机构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也愈发完善。2020年，最高法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十大案例。202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2024年，公安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影片结尾，当动感十足的音乐响起，迪莉娅穿上新衣，涂上口红，“像情书一样紧攥着我们的选票”。片尾附上的黑白影像，真实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女性首次拿着选票参加选举的画面。她们的故事也是国家命运的缩影，正如从法西斯主义蹂躏中挣脱的意大利，在投票的这一刻，她们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面对暴力和威胁，无论性别、种族、年龄，人类可以选择参与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则，参与书写就是改变的第一步。改变一点点就好，因为还有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