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将分工与专业化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把专业化和分工作为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
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技术、资本、劳动是生产需要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资本要素的地位举足轻重。资本市场帮助将稀缺的资本配置到市场需求最强、效率最高的生产领域，实现资本在时间、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为了满足不同风险偏好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多样化需求，资本市场逐步向多层次方向发展。横向发展来看，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不同收益风险特征企业的融资需求，美国、日本、英国等成熟市场，已形成从全市场到细分行业、从全国到地方、从场内到场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我国，资本市场也逐步从沪深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向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柜台市场等多层次方向发展。纵向发展来看，资本市场逐步实现了从发行市场、交易市场，到风险管理市场的多方向发展。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和风险广泛存在，金融领域在风险偏好上产生类似于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分工”，形成规避风险和投资风险两大专业分工主体，前者是风险的供给者，或者套期保值者，后者是风险的投资者，或者一般交易者，这两者构成衍生品市场的参与主体。从社会分工来看，金融期货等衍生品市场的产生，使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可以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拓宽了市场主体之间风险分担交易的可行空间，可以视为经济单位在经营活动中的又一次分工，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完备性，让金融市场更加稳定、安全，增进金融市场各类参与者的福祉。
金融期货市场满足了分工深化产生的风险管理的需求。一方面，它把现有风险在现有不同群体中分解，通过创造和提供各种金融产品，允许投资者个人分散投资组合，对冲异质风险。投资者可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调整资产组合的风险。另一方面，它把未来的风险提前不断分解，例如金融期货市场挂牌交易合约都是未来1-2年内的连续合约，实际上就是把未来的风险提前分解到合约到期前的一段时间内进行消化，就是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提前配置在各个时点上，分散给了不同的投资者，实现了风险的配置作用。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金融期货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化解各种风险的能力，并将这些风险分配给那些最具有能力且又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种化解和转移风险的过程改善了市场形成各种金融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机制……合理的、非扭曲的金融产品和资产价格信号将有利于促进企业家更合理地分配实物资产资源，从而创造出在消费者看来最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毫无疑问，这一过程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金融衍生市场本身的附加值来自提升财富创造过程的能力。”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张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