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患者家属承受着较大的心理负担。
截至2015年4月，全国累计登记报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47.6万人。
▲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于首位。
▲精神疾病治疗的最终目的，已由原来的控制，发展到让患者回归社会。
▲省二医精神科的PICU内部。患者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活动。
▲省二医精神科主任覃颖认为，应该建立由患者家庭、精神科医生、社区卫生系统组成的联盟。
不久前，两个小女孩的不幸遭遇，几乎牵动了贵阳全城人的心。她们一个是2岁的小丹丹，被母亲从楼上扔下，导致颈腰椎及肋骨骨折；一个是小梦佳，跟妈妈在家，家中失火被烧伤。
而追溯悲剧的根源，我们发现，小丹丹和小梦佳的母亲都是精神病患者。这两个母亲被发现患病后，却都没有及时送诊治疗，家人也没有进行严密监管，最终酿成了家庭惨剧。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全国累计登记报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47.6万人。目前，有55.85%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精神病患者给家庭也带来了严重的负担，“很多患者家属自身也承受着比较重的精神负担。”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省二医）精神科主任覃颖介绍。
她认为，解决精神病患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让患者重新以社会人身份回归社会，应该建立由患者家庭、精神科医生、社区卫生系统组成的联盟。
三个病人家庭
张荣芬躺在床上，盛夏的午后，她仍然盖着一床厚厚的棉被。暗色的窗帘挡住了天上硕大的太阳，只有一道光线从没有合严的两片窗帘之间直射进来，尘埃混合着发霉的空气在光束里跳舞。
张荣芬的短发根根直立，尽管没有肢体上的疾病，但是大部分时间，她都愿意躺在床上。即便起床了，她也很少在外面走动，只是坐在沙发上，呆呆的望着一处，嘴里念念有词。丈夫杨天全对此已习以为常。看见妻子床边撕成一条一条的报纸，杨天全嗔怪，“你又乱撕纸！”
20多年前，28岁的张荣芬患上了精神疾病。杨天全曾经带她去医院治疗，但后来由于负担不起医药费，就把妻子领了回家。他说不清楚妻子的病情，“反正就是脑子有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张广举。他已多年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了。担忧母亲夜里跑出去，他特别警觉，有一点声响就醒了。而母亲偶尔会在半夜来敲他的房门，“有人要来害你，快走。”每次，他都要跟母亲解释半天，自己好好的，母亲才会乖乖地回房间睡觉。
5年前，张广举的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母亲告诉他，自己总能听见一些人跟她说话。“有死去的人，有活着的人，还有虚拟的人，比如西游记里的人物。”
母亲患病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的病情好像恶化了。给父亲办丧事时，母亲甚至打伤了人。她认定邻居家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害死父亲的凶手，拿着拐杖打断了老人的手脚。“幸好发现及时，不然说不定会出人命。”
为了免得母亲惹祸，他只有尽量让家人看住母亲，“不然还能怎样？”他很无奈。
与张广举无奈的接受现实不同，已经半年了，王玉琴仍然不愿相信儿子得了精神疾病。“他还那么年轻。”每天，在医院除了照顾儿子，她做得最多的，就是一个人跑到角落里偷偷抹眼泪。
儿子周扬是王玉琴和丈夫唯一的儿子。去年，21岁的儿子退伍回家。王玉琴和丈夫早就为儿子盘算好了未来：在县城里找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给儿子找个女朋友，谈个一年左右就让他们结婚。
可是，让王玉琴没想到的是，这个未来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因为儿子的病，被“啪”的一下合上了。
半年多前，王玉琴发现儿子有点不对劲。那时候，儿子周扬的情绪特别容易激动，“两句话不对劲就跟人吵架。”吵架之后就到县城里的商场、超市去买东西。“直到把身上的钱花光。”
诊断结果让王玉琴和丈夫难以接受，医生告诉他们，周扬患的是一种名为心境障碍的精神疾病，“得了这个病，情绪特别容易高涨或者低落。”
沉重的负担
王玉琴一家人二十多年前从湖南来到贵州兴仁打工，她和丈夫靠在县城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收入刚好够维持家用。儿子的医药费对于家庭来说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王玉琴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也要治好儿子，“要是我和他家爸爸得病不治就算了。但是我这个儿子还这么年轻。”
在医院，王玉琴几乎要24小时贴身陪护儿子，可是即便这样，儿子的行为也难以管住。有一次，看到儿子今天情绪比较稳定，她和丈夫带儿子外出洗澡。一不留神，儿子就跑到超市里，花光了身上的200多块钱。
王玉琴于是得到教训，“不能在他身上放钱。”可是儿子还是有自己的办法。一个晚上，趁王玉琴没注意，儿子用手机花了1000多块钱网购。王玉琴觉得自己要被气疯了，但是她又不能冲儿子发脾气，“一刺激他，他就更严重了。”这样的时候，她只有跑到角落，一边叹气，一边抹眼泪。
有时候，看着儿子在病房的休闲区认真的看电视，跟正常人无异，她就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仅仅是自己在做梦而已。可是，在周围走动的身穿白大褂的医生，隔在病房区和医生办公室之间的两道厚重的安全门，又在告诉她，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