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10月18日讯 今日，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召开。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高质量的金融发展应该双管齐下，一“管”就是需要支持很多新的金融形态、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发展，支持经济发展，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平衡创新和稳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传统金融机构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怎么样不断推动改革和转型？让他们更好的服务新的经济需求？是更为迫切的，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我们这次的话题，中国金融业高质量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从不同层面，我们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举个例子说，我们刚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过去70年怎么走过来的？前面30年，后面40年，总体来说，从过去一个世界上属于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现在变成一个中高收入国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国家有两个百年计划，第二个百年计划所说的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要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发达的经济体。从现在来看，过去70年，或者过去40年改革发展的经历，和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来看，确实中间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我们北大国发院最近刚刚和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一起成立联合课题组，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面对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总结是最重要的挑战，大概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过去曾经有所谓的低成本优势，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换句话说，我们过去如果是靠低成本优势来支持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未来的增长更多的可能要创新，因为成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我们生产率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强，这是随着成本水平的变化，增长模式要发生改变。
第二个很重要的挑战，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家都知道过去一直说中国有人口红利，其实是说总人口当中，劳动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这就使得我们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变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进入到相反的阶段，我们看到的数据，目前来看，全国大概每年劳动人口以500-800万的数量在减少，老人口每年以1000-1200万的人数增加，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口的结构变化对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造成很多的挑战，消费需求也许会减弱，劳动供给也许会减少，同时我们对社会养老，医保等等开支需求会越来越增加，这有意味着我们未来的增长道路和过去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第三个很大的变化，我们经常听到贸易战，贸易摩擦，但实际是同一回事情，从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我们看到所谓的逆全球化的做法或者是进展，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意味着我们过去这样主要从全球化得益，改革开放，中国跟世界经济不断深入的融合，是推动我们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但未来还能不能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可能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未来的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如果过去数量型的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未来的增长要走向质量导向的增长。质量导向的增长，我们中央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我们金融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比较丰富，尤其是刚才纪志宏行长作了很深刻的阐述，尤其是纪行长以前在人民银行做金融市场司司长的时候，对金融创新做了很多身体力行的工作，这个工作今天仍然很重要。我简单说一个问题，林毅夫教授在研究中提出来一个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特征相匹配的所谓的最优金融结构，这是林老师他们认为新结构经济学里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从道理来说，我是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简单来说，如果你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靠低成本优势，粗分式的扩张，有一套适合的金融体系，客观的说，我们今天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我们过去那样的支持大企业，支持制造业企业，支持粗放式的扩张，原因在于我们过去用的很多技术，我们也有创新，也有学习，但很多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产品是比较成熟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可能是管理当中的风险，市场上的风险，这个时候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减弱了？为什么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很难得到缓解？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改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创新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推动创新很重要的力量，其实就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银行还只是看过去那样的所谓的历史数据，抵押资产，政府担保来发放贷款，他们面对小微企业就有点束手无策。所以林老师的观点，我们应该发展很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如果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许我们需要推动更多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这个大的框架来说，我非常赞同，但是我做一点点的修正，原因在于我们金融结构在这个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变化不像经济结构那么快，金融结构的变化是比较慢的。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大家都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后要发展更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要直线上升。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英美都是这样的金融结构。但是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德国和日本，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是很高的，和我们相差不太远，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一个经济当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比重，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有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也可能有很多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大家简单的想象一下，为什么英美是市场为主，德日是银行为主？我觉得可能跟政治文化，社会传统等等方面，可能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我们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我全力支持要更好的发展资本市场，但同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传统金融机构，过去的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包括保险，仍然要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也需要转型。
刚才纪行长系统的介绍了怎么样支持数字化转型，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的，而且我们其实是有先例的。德国和日本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仍然成功支持了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并不是说银行就不行了，保险公司就不行了，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金融创新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中国经济当中，金融创新已经是风起云涌，影子银行做得这么大，带来了很多新的风险一面，其实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影子银行为什么做这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交易在现在的监管框架下，在正规的金融机构里做不了。从表内逼到表外，客观来说，是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风险。数字金融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数字金融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我们在传统的金融部门当中供给不足的问题很严重，小微企业和穷人没有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数字金融产品一起来就受到大家的欢呼。我们需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看到实实在在的服务了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当然也确实带来了很多风险，大家都知道纪行长过去很多年的工作一直在帮助治理、整治、规范数字金融行业，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我的总体一个感觉，高质量的金融发展应该双管齐下，一“管”就是我们确实是需要支持很多新的金融形态，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发展，支持经济发展，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关键是平衡创新和稳定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传统金融机构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怎么样不断推动改革和转型？让他们更好的服务新的经济需求？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更为迫切的，也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