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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5年,我们在乡村斗天斗地

    时间:2017-05-17 18:53:41  来源:网易人间  作者:边疆黄杨

    1

    1975年我13岁,秋天就该到公社中学读初中了。可就在这一年,我所在的“村小”紧跟形势,突然变成了“七年制带帽学校”,于是我们这一级就在这所学校“滞留”了三年。

    虽已是文革末期,但政治运动还是一波接一波,先是批林批孔批《水浒》,后是学黄帅反潮流,学白卷英雄张铁生,到了1975年后半年,则开始集中搞批判右倾翻案风。在这些运动中,我们从红小兵变成了红卫兵,可电影《闪闪的红星》一流行,又把我们打回了“共产儿童团”。

    记得那年快过年时,学生们放了寒假,身为儿童团长的我,每天要么组织大家在村口站岗放哨查坏人,要么就是帮生产队干农活。那个季节,社员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队里牛马驴羊圈积了一年的肥转到队部前面的大场子里堆起来,以便开春后运到地里。由于距离不远,所以不用牛马,一般三人一辆架子车,装、运、卸,来回也就10分钟。简单,又有乐趣,到了晚上还不乏神秘感,是儿童团员们最爱的劳动。

    一天早晨,生产队里的高音喇叭临时通知所有学生立即返校。我们的学校紧邻大队部,在十个自然村的中央,所有学生从四面八方踩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寒风向学校集中。

    天地上下一片白,旷野里,红缨枪上的缨子火苗似的在肩上跳动。消息灵通的儿童团副团长“歪脖”一边吸着鼻涕一边神秘地说:“我们今天是去开批斗会。昨天晚上,我们庄子后面的寨子村儿童团抓了一个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

    听他这么说,大家的腿脚变得奇快,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几乎是一路小跑,到学校时,个个都喘着粗气――大家都想看看坏分子到底长啥样。

    2

    那年月,在学校开批斗会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我们被大喇叭召集到学校,各儿童团整好队伍,余校长就拖着他惯有的哭腔,用近乎颤抖的声音说:“报告同学们一个特――大――好消息,吕三强同学的诗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

    暑假里,我的同学吕三强写了一首小诗:“叛徒林彪爱自吹,常胜将军不离嘴。翻开历史查一查,原来他是怕死鬼。”这几句顺口溜似的东西被宁夏日报社住校记者逯军引用在他的新闻稿里,先是在宁夏日报刊登,又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播出,做为批林批孔的新成果。

    余校长发布完消息后,突然点我的名,他叮嘱我,“带上三个儿童团员到赵庄把地主分子龙兆希押到学校来。”这天,逯记者和另外两个带着相机的人就站在余校长身边。

    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一条大黄狗闻声扑了过来,我们几个端着红缨枪就和狗开战了。一声呵斥后,从屋里出来了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秃顶的男人,他看我们几个的架势,便软言软语问明去处。他非常配合,步履蹒跚地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紧随其后,端着红缨枪。那时,庄里还未出工,左邻右舍指指点点,我们很自豪地向学校走去。

    进入会场,写着“地主分子龙兆希”的黑牌早就准备好了,几个人上前按下姓龙的头就把黑牌挂在他脖子上。我们几个押人者保持姿势不变,逯记者亲自上前拉拉这个,拽拽那个,我们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下被摆拍。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批斗会结束,我们几个又把龙兆希押回了家。

    多年后我想,龙兆希那天被批斗,可能仅仅是因为在“地富反坏右”里,他的家距学校最近。

    3

    那天我们扛着红缨枪赶到学校时,低年级的同学已经在校长办公室门口的大槐树下围了一圈,“坏分子”就被反绑在树上。我走进一看,吃了一惊――是高清电,我同庄同学高志梅的爸爸。

    几天前,从银川城里来了个爆米花的人。这个只有一条腿的人在我们生产队队部门口摆摊,高志梅常帮他拉风箱,据说他是她表叔。印象中,他好像年年这时节都来爆米花。

    那年月,食物匮乏,喷香的米花是难得的美味,“嘭”、“啪”的声音和扑鼻的香气搅得整个村庄不安宁。爆米花摊子搬到寨子村没爆几锅就被吕三强他们的儿童团盯上了。一方要夺锅抓人,一方要收摊走人,双方不可开交时,来送饭的高清电到了。

    这位怒火万丈的干瘦小老头抄起一根棒子,冲着儿童团就过来了,儿童团成员们逃了后,卖爆米花的人也匆匆逃了。

    可到了下午,大队就派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把高清电从他上班的公社农具厂带走了,据说,他在大队部被关了一夜。

    那年月,在学校开批斗会是经常的事。那年月,在学校开批斗会是经常的事。

    吕三强上学迟,比我们大两三岁,个子也高出我们一头,正因为这些,他成为我们的班长和寨子村的儿童团团长,颇受余校长的赏识。他在同学中最出名的事,大概是检举揭发他爹搞投机倒把。

    那年月,乡里人家都在劳动之余全家起早贪黑打猪草,养活一口猪,过年时,杀了吃几顿肉,算是一家人对过年最大的念想了。那年三强家的猪长得又肥又大,打猪草,他花了大力气,看着摆在案板上的两大扇白花花的猪肉,想到喷香的红烧肉,梦中都笑快醒了。可第二天醒来猪肉没了,只剩下猪头、猪蹄和猪杂碎――三强爹把两扇猪肉全捎到银川城里买了。

    三强的气无处发泄,正赶上班里开斗私批修会,他就把自己父亲投机倒把的事揭发了。一时间,大义灭亲的小英雄产生了,班主任金老师立即把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报告给余校长。

    学校小,党员少,三强爹搞投机倒把的事让务虚好久的党员会议一下子有了实际内容。只是苦了吕老汉,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痛心疾首做了三个晚上的检查才算勉强过了支部的关。

    实际上,当时家家都是这么做的。一年到头挣的工分换不了几个钱,孩子多的人家可能还要倒找钱,全家人的花销都得靠自己想办法,卖猪肉也是不得已的事。

    此次高清电被抓,吕三强跑前跑后,兴奋异常,他和他的儿童团又走在了各儿童团的前面,风头十足。

    那天的批斗会盛况空前,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被叫了回来,可当我发现要批斗的人是高志梅的父亲时,就有点畏手畏脚了。一则,他是我家邻居,平时两家常常走动,关系不错;二则看到余校长看我的眼神里满是责怪:阶级敌人从你眼皮底下溜走了,你和你的儿童团在干什么?

    4

    大约一个小时后,大槐树上的铁钟响了,批斗会内容和议程都商量好了。余校长简单地给我们交待了任务后,吕三强和另外两个同学端着红缨枪就押着挂了黑牌的高清电出发了。

    作为全校的最高年级,我们班走在游斗队伍的最前面,做为班级排头,我距离高清电不足五米远。一路上,我始终盯着他的背影,生怕他一回头看见我。其实,这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平时倔强的老头那天表现得很驯顺,低着头,一言不发,只管走路。

    他头上戴着一顶带帽耳的蓝布帽,上身穿着半长的光板羊皮袄,脚下是一双十分厚重的棉鞋,走得十分费力。

    “打倒坏分子高清电!”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大家的口号声格外洪亮,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唱得人人热血沸腾。队伍还未开到寨子村,村口就已经站满了瞧热闹的男女。

    我们的队伍在寨子村牲畜圈门口的粪场停了下来,余校长指挥吕三强等几人把高清电押到高高的粪堆上,面向我们。

    批斗会开始了,吕三强先是介绍寨子村儿童团勇斗投机倒把坏分子的经过,然后讲述高清电如何包庇放跑坏人,与毛主席的红卫兵、儿童团为敌的罪行。他走上前去,拽着高老头脖子上的黑牌大呼:“高清电必须低头认罪!”“搞资本主义复辟死路一条!”

    高老头黑着脸,一言不发,蓝布帽子上的积雪在拉扯中掉落在脚下的粪土上。正当大家全神贯注于批斗对象时,高志梅不知何时赶到了。她哭喊着径直冲到了高老头面前,发疯似的一把推开了正唾沫飞溅的吕三强,飞快地摘下她父亲脖子上的黑牌扔到了粪堆坡下。

    她的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是余校长反应快,他大喊一声:“高志梅,你想干什么?”

    “吕三强,你们几个把她拉下去!”

    “高志梅,你要站稳立场,与坏分子父亲划清界限!”

    吕三强等人便不再迟疑,他们把高志梅推到粪堆坡下,高志梅跌坐在雪地上大哭。摘掉的黑牌又被三强他们给捡回,重新给老头戴上。

    余校长的讲话加大了音量,“寨子村的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坏人,你不打,他就不倒。高清电包庇不法分子,与坏人同流合污,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坚决不答应!”

    余校长以为会得到围观的社员群众的热烈反应,可他失望了,周围寂静无声,纷纷扬扬的落雪里,只有高志梅在抽泣。

    5

    雪还在下,高志梅的哭声一直持续到天黑,当那个被折腾了一天的高老头被放回到家后,高志梅的大姐、二姐的哭声也加入进来,高家陷入一片呜咽声里。

    住在她家前排的歪脖也知趣的不敢像往常一样去串门,只是和几个小孩在高家院门外的路边一边玩打雪仗,一边“关心”着高家屋里发生的事。收集新闻,发布新闻是歪脖的一大爱好。

    半个月前焦旗子的死,就和歪脖的这个“爱好”有脱不开的关系。

    我们生产队,队小人少,“地”、“富”、“反”、“坏”、“右”中,只有一个“坏”,这就是单身汉焦旗子。岁末冬闲,是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忙季,按照习惯,“四类分子”要过年关。也许是缺少娱乐活动的缘故,人斗人,让一些人其乐无穷。

    未上学前,我们常被父母带着参加这样的会议,听会的第一首歌就是“天上布满了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深……”

    即便身处在这个祖国西北偏远角落的小乡村里,阶级斗争仍是回荡在我们头顶的主旋律,我们这代人就是在不断挖掘仇恨的氛围中成长的。

    据熟悉的人讲,焦旗子真是个苦大仇深。旧社会给寨子村的地主扛长工、打短工,解放十多年后依然穷困潦倒,只有土改后分得的一间半土房做为栖身之所,连老婆都讨不起。

    人民公社化后,做为全区第一个人民公社所在地,社员上下工都要排着整齐的队伍,还要“一二一”的随着上面派来的工作队队长喊口令,他随口就来了一句:“一二一,驴弹蹄!”他的这句怪话,很快就为他赢得了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就像孙猴子被戴上了紧箍咒,从此他就成为历次运动的专政对象和一些别有用心者手中的玩物,他的雇农身份也被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记忆中的焦旗子,四十多岁,秃顶,阔腮帮,大嘴,稀落的黄牙,身体很宽,有点罗圈腿,穿自己缝制的宽大的黑棉袄黑棉裤,有哮喘病。但他力气大,平田整地,挖沟开渠搬土主要靠背,他自制的芨芨草背篼是全生产队最大的,干农活从不惜力。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苦命人,年年都要被拉出来“斗”一次,每次都要带报纸糊的尖尖的标有“坏分子”的高帽,被强迫站在细细的条凳上两三个小时,各种折磨花样,年年翻新,他真的是被整怕了。

    我的祖父是十二月初八去世的,当天早上,焦旗子还特意来我家,到祖父灵前叩头烧纸,唏嘘再三后出去了,他步履迟疑,神情极悲哀。

    天傍黑时,队长派的民兵发现小屋的窗户是黑的,门从里面插着,呼喊不应,不得已只得撬门而入,只见焦旗子穿戴整齐躺在炕上,已经死去多时了,刺鼻的药味和脑袋边上的呕吐物都指向他喝了药。

    “他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没有谁去考究真正的原因,挖个坑埋了了事。自此以后,队里的人可能觉得少了点什么,也仅此而已。

    可歪脖语不惊人死不休,就像探案故事总得有个大结局一般,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是我上午把当天晚上要揪斗的消息告诉焦旗子的,他一定是吓得喝了药。”后来有人说看见焦旗子去镇上(公社)赶了平生最后一次集,这就从另一面佐证了歪脖的话的真实性。

    高志梅家今天还有新消息吗?有歪脖在,我们的耳朵明天一定不会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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