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家5个孩子，在我上面，有4个姐姐。在上世纪末的西北农村，家里若是生不下男孩是会被亲戚友邻们看不起的。
1989年二姐出生，按国家规定，母亲应该立即接受结扎手术。但爷爷给父母下了死命令：累死也要生个男娃。在那个所有破土墙上都刷满了“宁可血流成河，不能多生一个”的年代，要想生一个男娃，只有躲。
二姐出生后不久，一天夜里，在镇上工作的三爷爷火急火燎地跑进家里，说计划生育办的人今晚要来“突击”。三爷爷屁股还没坐热，计生办的车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到了我家门口。
老家院子里有一个后门通往羊圈，羊圈后面就是后山。听见车响后，爷爷跑出去将计生办的人挡在门外，父母则赶紧从羊圈翻出逃去了后山。后山半山腰上有很多天然形成的小山洞，说是山洞，其实就是一个能容纳两三个人的小石坎。父亲和母亲在半山腰上的小石坎上昼伏夜出，一躲就是15天。
那天晚上，计生办的人没有抓住母亲，就,强行拉走了家里的两只羊，还把白面柜子也腾空了。
从那天起，我家就被划为重点检查对象。计生办的车隔三差五就会来我家转转，走的时候也不忘掳点东西，或是白面，或是清油。那时候我家里颇为宽裕，屯粮也足，所以每次计生办的人带走点东西爷爷也不计较，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生个孙娃子。
那时正值夏收，在北方，麦子黄了之后要以最快的速度抢收，万一来了大雨，怕是麦子全都会被打回地里。父母躲在石坎上，不敢回家，也不敢去地里干活，怕村上有人举报。只有到了后半夜，拔田的人都去睡觉了，才敢出来帮爷爷拔田。
爷爷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每天晚上都会准时跪在堂屋里念经。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罪过，先人在惩罚他。他开始遍访风水先生，问是不是先人的坟头出了什么问题，总要想个办法。
2
夏收结束后，父母决定出去避一避。一来可以去外面挣点钱贴补家用；二来，父母走了之后，计生办的人就不会隔三差五去我家了。
九爷是县上的小包工头，他招呼父亲，“老七，这两天收拾一下，跟我走工地去，媳妇也带上，给工地做饭，亏不着你们。”这一走就是一年，父亲在工地上当砖瓦匠，母亲则负责整个工地的伙食。我的三姐就是在工地上出生的，这事儿爷爷不知道，村里的人也不知道。
舅妈只有一个儿子，又格外喜欢女孩子，父母便将三姐托付给舅妈照料，大姐和二姐在老家交由爷爷照顾。每隔一段时间，父母都会半夜回一趟家，看看她们，然后赶在天亮前返回工地。
时间久了，舅妈对三姐有了感情，便与父母商量，把三姐过继给她。母亲当时虽怀有身孕，但依然坚决不同意，“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再难也要拉扯大，要是给了别人，以后娃会恨死我们两口子的。”舅妈只得作罢。
没过多久，父亲出事了。工地上有几个工友嘲笑父亲生不下儿子，整天当着父亲的面说闲话，父亲一怒之下，抄起一根钢管，将两个工友打成了重伤。当时正值“严打”，父亲被拘留，爷爷拉着三爷、托了关系才把父亲从看守所里捞出来。
刚到家，计生办的车就到了门口，要拉着母亲去引产。爷爷抓了两只羊羔放在计生办的车上，又给他们让了烟，“师傅，我儿子和媳妇两口子不和，已经离婚了，离婚证落到工地上了，改天我取来。这两个羊羔子，你们两个师傅拉回去解解馋。”
爷爷一挤眼，计生办的人便懂了。“那就尽快把离婚证交过来，不然还得引产，国家的政策，我们也不能违反。”那两人又跟爷爷说了一通国家政策，便离开了。
后来，三爷托关系弄了个假离婚证明，交给计生办，母亲肚子里的孩子才保住。半年之后，四姐出生了。
很快，计生办和镇上派出所的人就找上门来，母亲被强行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家里也因“严重超生”被罚款。
3
1993年，景泰县“景电二期”工程建成后，政府鼓励山区人民搬迁，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那个黄沙漫天的戈壁滩。
爷爷和父亲商量，让父亲一家搬到灌区。一来，父亲打小就勤快，能吃苦，要不了10年，灌区的土地收成肯定要比山区好；二来，因为父母生不下儿子，一家人受够了各种闲言碎语，搬到灌区，落个清净。
父亲要搬去灌区，爷爷便开始筹划分家的事。老家的规矩是老人由小房来养，所以山区的地都归小叔，轮到分羊，小叔撂下一句，“该分给你们的羊都在计生办那儿了，有本事就自己去拿。”堵得父亲哑口无言。
爷爷只得把几十只羊都分给了小叔，只给了父亲一辆半新的手扶拖拉机。
父母躲在石坎上，不敢回家，也不敢去地里干活，怕村上有人举报。
这些年，父亲一直很自责，为了生儿子，给家里添了很多麻烦不说，还弄得现在兄弟阋墙。于是，父亲一咬牙，当晚就开着拖拉机，拉了两床被子和母亲的嫁妆柜子，带着母亲和四个姐姐，离开了这个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
新开发的灌区环境恶劣，时常会刮“黑风（沙尘暴）”，有时候刮起来大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
刚搬过来的时候，没有住的地方，大多数人家就直接在自家宅基地上挖个大坑，坑顶上搭几根从山区带来的椽条，再铺点干草，最上面用土覆盖严实。
那时候灌区还没通电，父亲在县上的电石厂做砖瓦匠，搞了很多电石回去，给村上每家每户都配上了电石灯。村上的人很感激父亲，所以即使大家在闲话家常时，也绝不会谈起父母生不下男娃的事情。
母亲读过初中，在村上算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加上母亲在村上人缘又好，所以在大家的推举下，母亲成了村上的妇联主任。父亲不是很乐意让母亲去做公职，毕竟家里超生，万一被人检举了，落下话柄，划不来。母亲说，妇联主任就是平时开个会，还有工资拿，可以贴补家用。之后父亲便不再劝阻。
4
1996年，父亲在县城旁边的一个村子给人家盖房子。听那家人说，他们村有一个赤脚医生，能接通输卵管，而且成功几率很大，就是收费比较高。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晚便骑着自行车走了30多里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本以为以后注定要一辈子受人嘲讽，但是现在机会来了，砸锅卖铁也要做这个手术。
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带着母亲，拉着两壶刚榨的胡麻油和1000斤麦子，瞒着村里人去做了手术。大夫听说我家有4个女孩子，可能觉得父母也不容易，便少要了200斤麦子，给父母宽心，“这次一定能生个大胖小子。”
像是做梦一样，母亲成功怀孕了。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村邻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母亲去镇上开会，镇上的领导们也是，大家看在眼里，只是都不说出来。
但父亲的预言还是应验了。有人举报母亲超生，检举信直接投到了县计生办的邮箱，镇上没办法，只能配合县里的工作。那时候，计划生育已经没那么严了，对已经怀孕的不要求强制引产，但是要罚款，母亲的妇联主任工作也丢了。
1997年年初，在最早一班去县城的中巴车上，父母迎来了他们的第5个孩子，也就是我，他们盼了近10年的儿子。
年过古稀的太爷爷坚持要到县医院去看刚刚出生的我，老家地处深山，一天只有一趟去县城的车，太爷爷等不及，便和爷爷赶着驴车走了半天山路，赶到县城时，天已经黑了。
爷爷从老家带来一布袋纸钱，说要烧给先人。在医院门前烧完后，又买了一张被面，上面写了“白衣天使”四个大字作为锦旗送给医院。
5
母亲还没出院，计生办的人就来通知，说是严重超生，罚款5万元。
上世纪末的5万元，对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家里虽然有几十亩薄田，几十只羊，但远远不够。况且父亲兄弟三个已经分家，小叔并不愿意帮父亲，二叔在外地工作，几年回来一次，平常也不给家里来信，见一面都是难事。
父亲说，他收到罚款通知后很平静，“我和媳妇东奔西跑，盼了10年的儿子都生下来了，5万块钱算个啥，50万我也想办法给交了！”
父亲请镇上计生办的人吃饭，遇到了以前在老家镇上工作的人，那人说：“你啊你，到底还是把儿子生下来了！话说回来，我前些年还吃了你家老爷子的不少羊羔肉呢。”
饭局上，父亲将准备好的烟酒送给办事的人之后，那人说：“新盖的乡政府大院是个大坑，本来是要雇人填平的，看你们也不容易，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把乡政府大院填平了，再交3万块钱罚款就行了。”
当天，父亲就托人给老家的亲戚捎话，请大伙儿帮忙。父母在村上人缘好，村邻听说后都自发去我家，问什么时候开始，有车的开车，没车的出力。当晚，老家的亲戚就开车来了，还有赶着牲口来的。开车的油钱父亲出，母亲负责给大伙儿做饭。当时总共来了50多人，20多辆车。
14天后，乡政府大院的大坑就被填平了。
坑虽然填平了，但3万块的罚款还没有着落，母亲便回娘家筹钱。那时外婆还在世，外婆的娘家原先是地主人家，虽然经过了土改、文化大革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婆背着舅舅塞给母亲一摞银元，让母亲换了去还贷款，又让两个舅舅每人出了一部分。
那时起，母亲便随身带着一个本子，将借的钱数都一一记下来。她说，总有一天会还清的。
从那以后，父母就一直在借钱和还钱之间讨生活。4个姐姐都上学了，每年的学费支出就是一笔不少的数字，父亲一人在外打工，只有夏收和冬天工地停工的时候才回家。家里每年都要向信用社贷款，等到父亲工资发下来，再补上去。
后来，父亲开始承包建筑工程，家里也渐渐有了起色，每年过年，我们姐弟5个都有新衣服穿了，父亲的脸上也开始泛起笑容。
2006年大年初三，父亲从银行取了工程款，带着我去舅爷家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从舅爷家出来，父亲买了一瓶“烧刀子”。那晚，他打呼噜打得很响，睡得很香。
至此，父母这场长达17年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