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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姥姥为什么唱着日本国歌

    时间:2017-04-28 16:07:31  来源:网易人间  作者:钟穗慧

    事情起于年前,姥姥突然想起一首日语歌。我按她“毕业时唱的”提示找到一首歌。她听着手机里播放出的音乐声,很快跟着唱了起来,沧桑的女声和手机里的伴奏完全融合。

    她说自己学这首歌时不知道意思,也不知道叫什么。

    “这是什么歌啊?”她皱着眉头问我。

    “……是日本的国歌,《君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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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口镇夹心子小学建于1932年,现已和葛镇铺小学合并改建。老校的旧址在一处矮坡上,空地上立着的三根旗杆和篮球架子,能让人依稀分辨出这里曾是操场。而一长排涂着长方形蓝色漆块的墙,则显露出学校窗户的模样。

    我的姥姥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溥仪进入新京,演奏的是日本所出的满洲国国歌。姥姥出生时,她家的所在地全称为“关东州貔子窝夹心子会朱家屯”。同时有了皇帝和天皇。

    我从大连市区前往夹心子会,回到姥姥娘家的旧宅。动车驱行一小时,却并没有走出当时的关东州。姥姥娘家的院子离旧站台很近,院子里留着一些植物干枯的根,一侧的房间看起来格外古老,院子却早已没人居住,闲适地安于无山无景的平地上。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人殖民野心的产物。日本人以关东州为落脚点,意图将这里打造为规划完美的殖民地。满铁在大连存在近40年,涉及工农商学医各业,进行工厂、港湾和城市建设。

    关东厅在满铁附属地的教育,除少数由地方乡绅等人士集资兴办外,其余都由满铁经营。日本人开办的让中国乡人念书的学校被称为“普通学堂”,是四年制小学。

    在夹心子会,总共建设了三所学堂,分别建在夹心子、赞子河和崔家窑。姥姥念的那所,就建设在一片单独开辟出来的地上。四周没有住户,都是日本人种植的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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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姥说,当时家里穷,住着的泥房下砖上泥,有面墙还没抹平整。家里没钱,一双鞋都用得非常仔细。村子里的孩子天热的时候都光脚走路,夏天脚上起毒包。

    平日里,老爹去盐场晒盐,老妈去地里干活,经常是姥姥抱着小她七岁的妹妹。爷爷却重视教育,他叮嘱过要学写字。年长三岁的哥哥就去私塾馆学汉字,背古诗,回来教姥姥怎么写“春眠不觉晓”。这成了她唯一会的古诗。后来私塾馆成片被关,私学严格被禁,老师也不知所踪。

    1942年,姥姥正式入学。去学堂报到那天,她的哥哥领着她,两个人走了二里多地。

    当时学堂前面立着高碑,刻满了会里乡绅富家的名字。周围是成排的松树。学校只一层,但木质的地板锃亮,玻璃大扇透光。每一个大房间都是木板分隔开的教室,教室通向厕所的路建着廊厢。

    姥姥记得,一位老师坐着让她过去,要考考她的学问。“会数数么?”老师问。姥姥点头,然后开始数了起来,还没有数到20,老师就让她停下。“可以了,来上课吧。”

    学堂分两期入学,春季和秋季。学堂老师都自日本学校毕业,并没有姥姥同屯里的人。老师们从皮口过来,每天坐着通行小火车,来学堂里持着板子教课。拿着教板提问,谁不听话就要结结实实地挨上一下。

    姥姥念书时,教科书已经全部是日文的了。

    “走步做操全都是日本话。上课也叫说日本话。从你这个人叫什么,这个手叫什么,手指叫什么,鼻子眼所有人体。都先用日本话把它背下来。一开始在小仓库里上课。来年才上大教室。”

    姥姥回忆,一二年级的老师管得严,考不过的也要打。上课更不许溜号,谁的头转着看了下窗外,老师的大板子就在桌前狠狠敲上三下。

    “啊大麻,啊大麻……”姥姥告诉我,那时候教的“头”叫 “啊大麻(adama)”。

    根据规定,学校每天举行朝会,学生必须向日本宫城、建国神庙和伪皇宫遥拜,全体列队肃然静立,背诵国民训,做建国体操。每年7月15日的建国神庙创建日或其他法定节日,还要进行繁杂的祭祀仪式:向日本天皇、伪满皇帝行礼,升日满两国国旗,唱日满两国歌,宣读《回銮训民诏书》在内的各种诏书。

    朝会结束,分班拉队边唱歌边走回教室。

    姥姥就是在这些规定里念的书。她早上起来,给菜园子浇水,给鸡喂食,吃过饭,走上二里地去学校。路上同行的多是同一个屯里的孩子,有些还带着辈分。学校朝会,学生静静地站在操场上,校长和老师在一旁督看。日本的旗子在学堂里升起,体育会操,走步时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面。

    “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黄。”伪满洲国的国旗出现在东北使用的日语课本第一课的插图中。

    姥姥对国旗印象很深,那些色彩在她的脑海里形成对比,“旗子是红蓝白黑黄满地。我还会画那个旗子,红蓝白黑,一杠一杠,然后全是黄的。”她接着说,“现在咱一解放,咱们是五星红旗,是代表性的。为什么?那是代表先烈们的鲜血。”姥姥说着,手指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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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屯是近海小村,并无日本士兵驻扎,只有日本技术工人和一些占地垦植的日本果农。技术工人在盐厂工作,住着几排平房,人不多。村子里,日本果农则是四五户,掌握种苹果的技术,都比较有钱。日本果农会卖苹果。姥姥说,她还记得靠近学校卖苹果的那户人家叫阿部。

    据1935年人口统计,关东州103万人,其中日本人近17万。日本政府鼓励国人外迁,为其国内的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移往中国东北的农业移民总计10.6万户,31.8万人。但这一数据根据不同发表者并不准确,一说为35万人。

    这些日本农人在战争之后,大多不知所踪。最后回日本的不过一万八千人。我问姥姥是否会对这些日本人产生恨意。姥姥的讲述常常是平淡的,“那都是老百姓。”

    因为铁路,老房子当时已经通电,家里有电灯,就会有人来家里收电费。有一次,来收电费的是个带着小孩的日本人。姥姥家人给小孩子递枣,小孩和日本人都不收。

    1928年,奉天高等女校校长,安藤基平发表文章说:“对中国人的教育,要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通过教育取得中国青年的信任和理解,坚信与日本互相提携共建王道乐土。”关东军东条参谋长第六次日本移民指导员训话也说:“将日满关系得有正确把握……则王道乐土之建设,可期而待之。”

    然而姥姥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命都不当命。”朱家屯附近有座山头,埋着朱姓故去的人。许多流民有饿死的,累死的,无名无姓,更无坟无碑。屯长出面看一眼,就叫人给抬到乱坟岗埋了。日本人不会理睬。

    三八大盖枪的刺刀在山坡上被太阳照着,反光似乎能刺到人眼睛。三八大盖枪的刺刀在山坡上被太阳照着,反光似乎能刺到人眼睛。

    专门给日本孩子念书的学校,设立在皮口。

    他们平常在员工宿舍的院子里玩,乡人很少能见到。果农的孩子心比较野,经常在街上晃。朱家屯的孩子们往学校的路上走时,能碰到穿着木屐的日本小孩。

    心野的日本小孩捧起土,往走路的人身上扔,扔到了姥姥身上。她那时学了些日语单词,就看向小孩的身后,大声喊了一句“哦卡桑!”(日语里“妈妈”的发音)小孩被吓到,慌张地往四处看看,马上就跑开了。

    日本果农的孩子们却不知收敛,老来惹事。姥姥说她带上几个人,围起果农的孩子们,动手将他们揍到地上。日本孩子大声叫着,姥姥和伙伴一群人就飞快地跑到苞米地里去。苞米地他们轻车熟路,没人能追得上。果农的孩子被打之后,就再也不敢来惹事了。

    姥姥六岁时,跟着母亲去黑河探望她的大爷。战火纷飞,日本人在黑河边上修筑工事,强征中国人做工。大爷那批工人被集结在马家窝棚。瓦匠不会做床,人都睡在山坡上。木匠来时才有床,日子十分艰苦。

    在黑河,姥姥第一次看见日本部队进行演习。装甲车轰鸣驶过,重装压车,卷起暴尘,在地上甩下车印。日本步兵列队经过,背着刺刀,往山坡上进发。三八大盖枪的刺刀在山坡上被太阳照着,反光似乎能刺到人眼睛。

    姥姥说,她在母亲身边,边看边抖,后来见多了,就不抖了。

    4

    日本在关东州下设了两套教育体系。针对关东州的日本人,进行了完备的学校设置;而对于中国人的教育,主要停留在初等教育阶段,进行德育,普及日语,让学生产生亲日心理,鲜少给予高等教育的机会。

    姥姥的小妹出生于1945年。她后来在同一处学校念过书,但已经是建国后的事情了。她喜欢农村的安静,经常从北京回到老宅。她当过教师,嫁给了一名军人。

    “那姨姥您有听说过《君之代》这首歌么?”我问她。

    姨姥想了想,回答:“没有。”

    姥姥却学透了这首歌。1943年,在木质教室里,她板正地坐着,听老师上课。为了上音乐课,教室里的几个木隔板被取下,拼成一个大教室。正前面摆放着两架木制风琴,女老师的脚踩着踏板,“呼恰呼恰”的声音先冒了出来,紧接着琴键后面就有了音乐声。

    女老师先唱了一遍,接着说,“谁唱的好,就到前面来”。乐声很悲凉,以后却在开会的时候,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唱过很多遍。

    姥姥不知道意思,可是她的声音好,音节也准确。老师让她到前面唱。

    “当时知道是日本的国歌么?”我问姥姥。

    “不知道,就说要唱。他们也不知道。”姥姥说。

    这首歌的歌词,经由陈东生翻译的版本为:“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沙砾成岩兮,遍覆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最后二句为其意译补充)

    1945年秋,日本战败。在关东州的日设学校被关闭,日本人溃逃返国。乡人去日本人的店里、家里“拿”东西,后来又被收走。再之后,夹心子会的学校被点上火,木材建造的校舍付之一炬。

    火是夜里发起来的,因为学校周围无住家,并无人员伤亡。整个夹心子会的人都陆陆续续知道了这件事,但却不清楚究竟是谁点的火。这场大火延续为今天的悬案。

    我的姥姥,从此以后再也没认真上过学。在学校被烧之前,她就已退学回家,抱着妹妹干活了。国民党进入村子后六个月,动员学生去念书,姥姥没去。之后解放,半文盲班里,姥姥也只短短念过几周。十九岁那年,姥姥嫁人,离开了自的家,去和她丈夫,也就是我的姥爷过日子了。

    姥姥的两个妹妹,都念完了书。一个姨姥说:“你姥姥是个脑瓜子厉害的人,就是可惜没多念书,实在是太苦了。”

    姥姥老了,她的妹妹们老了,甚至我的父母辈也都渐渐老去了。似乎只有村子不老,它像一块安静闷沉的泥巴,不会演唱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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