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说法】
作者：虞浔（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
2018年11月份，河南卢氏县“非法采伐兰草案”在判决生效两年后，终于迎来再审，4名被告人当庭被宣告无罪。此前该案曾因判处路边挖“野草”的农民以刑罚招致舆论关注，引发“保护蕙兰很重要，但法律岂能儿戏”的质疑。
近年来，因“不懂法”而触犯刑法的案例还有很多，如“农民无证倒卖玉米案”“天津老太气枪案”等。这些案件相似之处在于，依法作出的裁判严重背离生活常理，难以被公众所接受。尽管这些案件最终都得以纠正，却折射出法律人思维和普通人思维、司法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大量案件不仅要在法律上接受法庭的裁判，也要在舆论上接受公众的评判。舆论之所以几乎一边倒地为当事人喊冤、抨击上述判决，根源就在于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矛盾。细观数千年来中华法治的纵横脉络，情理法关系的协调是司法公正赖以生成的基石，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架构孕育出了中华法治文明所特有的气象与格局。这一传统给我们以启发：如果抛开情理，就无法实现裁判的公正性，司法的温度更无法为民众所感知。在审理案件还原事实真相的过程中，由于时过境迁，完全依靠法律证明标准实现案件的真实再现实属强人所难，必须依靠情理的合理逻辑来加以推导判断，从而弥补空白、链接断片。
无规矩，不成方圆。现代法治社会的规矩就是法律，就是通过长期实践、反复探讨制定的，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认知水平的最大公约数。可是，伴随着法条越来越多、法网越织越密，民众对法律的认识也越来越困难，法律工作者尚且力不从心，遑论市井的老人、山野的农户、城镇的市民。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法规，有的当事人直到被押至被告席仍一头雾水。社会舆论往往多为当事人鸣不平，诟病司法机关过于“严苛”。
法治源于人民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的信服。公众围观“兰花案”，并不是要为那些法律素养欠缺、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开脱罪责，而是不愿看到司法生硬机械、不近人情。“情”“理”“法”三者交融的司法传统，具体到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强调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这就要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既要恪守法条，追求法律效果，不要动辄被“民意”所左右，也要斟情酌理，强调社会效果。在依法办案的前提下，不能只是站在审判者的角度看问题，仅从法律职业的角度去获得内心确信，还要学会做一些换位思考，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判断问题，注重运用道德、社会舆论、情理来判断事实，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社会舆论的评价及对今后的规范效应等，说服当事人、教化当事人，少一些“死抠法条”的刻板。
司法的过程是把抽象的规则适用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其中必须考虑人的情感体验和理的服人服心。因为法院判决的对象不是擅长法律的法官、检察官或是律师，更多的是不精通法律的普通民众。然而，实现情、理、法的交融与平衡，需要法官具备更多的职业良知、更高的专业素养，在司法日益专业化、职业化的今天，这恰恰是法官群体最缺乏的。
我们必须设法补齐法官职业训练、司法伦理方面存在的短板，通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和系统的职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知识与经验不断来回往复中，磨砺法官的“技艺理性”和“司法良心”。这种体悟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性的存在，而更多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不是单靠书本的学习得来的，而是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依靠循序渐进的方式养成的。这意味着，一个优秀的法官，仅仅对每个案件作出合法的裁判还远远不够，还要综合考量执法办案在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以赢得全社会的普遍心理认同，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律是汇聚、凝练人的理性而制定的，但是，基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立法上的空白、漏洞和矛盾往往难以避免，此时再优秀的法官在面对一部“不完美”的法律时，也会束手无策。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修改法律时，同样要立足于对人情常理的考察，尽量弥合某些法律规定与民众认知水平之间存在的分歧，否则，长此以往，必会使民众纷纷“鸣冤叫屈”，最终损害的还是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律来源于社会生活、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有其专业性，但它的最终合法性还是来源于民众的认可。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的立法缺陷，在法律的制定、修改过程中坚持以情理为渊源和依托，遵循社会生活的普遍经验和规则，扎根普通人的生活背景、常识，避免陷入单纯的技术化误区，通过情、理、法的融合，赋予法律以“日常生活中经验法则”的鲜活生命力。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7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