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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利宽:土耳其欧盟事务部被合并,背后有何深意?

    时间:2018-12-12 08:03:40  来源:环球网  作者:杨璐

    2018年7月9日,埃尔多安总统公布土耳其新内阁成员名单。与以前的内阁相比,新内阁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内阁部长人数从25人减至16人,其中7人被纳入相关部委。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事务部被并入外交部,不再作为内阁的一个独立部门存在。

    欧盟事务部成立于2011年6月29日。它是土耳其政府为推动与欧盟谈判而专门增设的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部长在与欧盟谈判中担任首席谈判员。欧盟事务部的成立显示了土耳其对于入盟事务的重视。在外交部之外专门设置一外事部门,这在土耳其与大国外交中是独有的。融入欧洲是土耳其的长期梦想。1987年,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1999年赫尔辛基峰会上,欧盟最终承认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之一。21世纪以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加入欧盟作为重要外交目标。该党也试图通过入盟来推动国内改革提升本党的执政地位。2004年12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将尽快开始。2005年10月,土耳其与欧盟的入盟谈判正式启动。但是欧盟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持双重标准,经常以各种理由拖延谈判进程。土耳其国内质疑欧盟的声音增多,“疑欧主义”兴起。但土耳其政府仍然坚持入盟的目标。欧盟事务部应运而生。此次内阁机构调整欧盟事务部被合并进外交部,表明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欧盟在土耳其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弱化,土耳其不再将入盟作为本国的外交优先选项。是什么原因导致土欧关系出现这种变化呢?

    表面来看,土欧关系出现的重大转折是中东难民问题、土耳其7·15军事政变事件以及土耳其政治体制变化叠加效应的结果。

    叙利亚危机以来,有大批难民离开叙利亚前往欧洲,而土耳其是难民进入欧盟最便捷的通道。但仍有大量叙利亚难民通过其他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欧洲。这些难民的大批涌入给欧洲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右翼政治势力崛起。难民在赴欧途径经常发生沉船死亡、被拐卖和虐待等问题,造成人道主义危机,这给欧洲带来巨大压力。为应对难民危机,欧盟和土耳其进行谈判。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在布鲁塞尔签订“以一还一”协约,约定每有一个难民从希腊返回到土耳其,并在土耳其得到安置,就相应会有一个难民被接纳入欧盟国家并得到安置。而欧盟表示加快土耳其入盟谈判进程、履行对土耳其公民入境免签待遇的承诺和帮助土耳其安置难民。之后,难民危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后,土耳其政府进行强力镇压,宣布土耳其3个月处于紧急状态,其对待被囚禁的参与政变人士进行的非人道行为遭到欧盟的广泛批评和指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认为土耳其当前的状况不能入盟。欧盟还以此为由迟迟不履行对土耳其公民入境免签待遇的承诺。同年11月,土耳其威胁将取消与欧盟签署的难民遣返协议。2017年3月,埃尔多安再次批评欧盟不落实相关承诺。双方在难民协议问题上至今矛盾不断。

    真正给土耳其欧盟关系带来挑战的是土耳其总统制公投。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通过包括由“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在内的共18项宪法修正条款。当天,公投通过。欧盟各国强烈批评土耳其的修宪公投。公投前,土耳其各级官员先后到欧洲各国的土耳其裔民众中进行公投造势,争取支持。欧洲各国普遍抵制土耳其官员的到达。欧盟各国批评土耳其政治倒退走向专制。土耳其走向总统制给土欧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深层原因剖析,土耳其和欧盟关系的转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变化和土耳其对外政策调整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兴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盟和美国经济发展长期不尽人意。西方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在下降。美国应对叙利亚危机的举措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中东地区权力争夺进入“多极化时代”。

    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其经济发展表现笑傲中东,全球瞩目。欧盟发展自身面临多重问题,加上它长期歧视排斥土耳其,其对土耳其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土耳其在本国实力增强后开始走向独立的多元化外交道路。土耳其开始向东看,增强与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家的联系。实行总统制后,土耳其开始真正进入强人时代,其国家发展的独立性将大大增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也更加渐行渐远。

    未来,土耳其入盟基本上不可能,但土耳其也不会过度疏远与欧盟的关系,毕竟土耳其和欧盟的经济联系密不可分。而欧盟也不会让土耳其扬长而去,其在安全和难民等问题上还要依靠土耳其。土耳其会继续和欧盟就入盟谈判问题进行沟通。如果说在以前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戏份中,目标大于手段。那么,今后土耳其再寻求加入欧盟则是手段大于目标。

    (作者系延安大学历史系讲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2018年7月9日,埃尔多安总统公布土耳其新内阁成员名单。与以前的内阁相比,新内阁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内阁部长人数从25人减至16人,其中7人被纳入相关部委。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事务部被并入外交部,不再作为内阁的一个独立部门存在。

    欧盟事务部成立于2011年6月29日。它是土耳其政府为推动与欧盟谈判而专门增设的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部长在与欧盟谈判中担任首席谈判员。欧盟事务部的成立显示了土耳其对于入盟事务的重视。在外交部之外专门设置一外事部门,这在土耳其与大国外交中是独有的。融入欧洲是土耳其的长期梦想。1987年,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1999年赫尔辛基峰会上,欧盟最终承认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之一。21世纪以来,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将加入欧盟作为重要外交目标。该党也试图通过入盟来推动国内改革提升本党的执政地位。2004年12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将尽快开始。2005年10月,土耳其与欧盟的入盟谈判正式启动。但是欧盟对于土耳其加入欧盟持双重标准,经常以各种理由拖延谈判进程。土耳其国内质疑欧盟的声音增多,“疑欧主义”兴起。但土耳其政府仍然坚持入盟的目标。欧盟事务部应运而生。此次内阁机构调整欧盟事务部被合并进外交部,表明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欧盟在土耳其外交格局中的地位弱化,土耳其不再将入盟作为本国的外交优先选项。是什么原因导致土欧关系出现这种变化呢?

    表面来看,土欧关系出现的重大转折是中东难民问题、土耳其7·15军事政变事件以及土耳其政治体制变化叠加效应的结果。

    叙利亚危机以来,有大批难民离开叙利亚前往欧洲,而土耳其是难民进入欧盟最便捷的通道。但仍有大量叙利亚难民通过其他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欧洲。这些难民的大批涌入给欧洲带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右翼政治势力崛起。难民在赴欧途径经常发生沉船死亡、被拐卖和虐待等问题,造成人道主义危机,这给欧洲带来巨大压力。为应对难民危机,欧盟和土耳其进行谈判。2016年3月,欧盟与土耳其在布鲁塞尔签订“以一还一”协约,约定每有一个难民从希腊返回到土耳其,并在土耳其得到安置,就相应会有一个难民被接纳入欧盟国家并得到安置。而欧盟表示加快土耳其入盟谈判进程、履行对土耳其公民入境免签待遇的承诺和帮助土耳其安置难民。之后,难民危机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政变后,土耳其政府进行强力镇压,宣布土耳其3个月处于紧急状态,其对待被囚禁的参与政变人士进行的非人道行为遭到欧盟的广泛批评和指责。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认为土耳其当前的状况不能入盟。欧盟还以此为由迟迟不履行对土耳其公民入境免签待遇的承诺。同年11月,土耳其威胁将取消与欧盟签署的难民遣返协议。2017年3月,埃尔多安再次批评欧盟不落实相关承诺。双方在难民协议问题上至今矛盾不断。

    真正给土耳其欧盟关系带来挑战的是土耳其总统制公投。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通过包括由“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在内的共18项宪法修正条款。当天,公投通过。欧盟各国强烈批评土耳其的修宪公投。公投前,土耳其各级官员先后到欧洲各国的土耳其裔民众中进行公投造势,争取支持。欧洲各国普遍抵制土耳其官员的到达。欧盟各国批评土耳其政治倒退走向专制。土耳其走向总统制给土欧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深层原因剖析,土耳其和欧盟关系的转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变化和土耳其对外政策调整的结果。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兴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增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盟和美国经济发展长期不尽人意。西方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在下降。美国应对叙利亚危机的举措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下降,中东地区权力争夺进入“多极化时代”。

    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其经济发展表现笑傲中东,全球瞩目。欧盟发展自身面临多重问题,加上它长期歧视排斥土耳其,其对土耳其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土耳其在本国实力增强后开始走向独立的多元化外交道路。土耳其开始向东看,增强与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家的联系。实行总统制后,土耳其开始真正进入强人时代,其国家发展的独立性将大大增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也更加渐行渐远。

    未来,土耳其入盟基本上不可能,但土耳其也不会过度疏远与欧盟的关系,毕竟土耳其和欧盟的经济联系密不可分。而欧盟也不会让土耳其扬长而去,其在安全和难民等问题上还要依靠土耳其。土耳其会继续和欧盟就入盟谈判问题进行沟通。如果说在以前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戏份中,目标大于手段。那么,今后土耳其再寻求加入欧盟则是手段大于目标。

    (作者系延安大学历史系讲师,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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