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我先后在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津巴布韦任人民日报常驻记者。对比这两任截然不同的经历，不禁感慨：从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人群中，驻外记者无疑是名列前茅。
1974年3月，老杨和我赴巴基斯坦设立“文革”以来的第一个驻外记者站。这是我首次出国，又是从长期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因此顿觉天地开阔，世界多彩。我原想要是把所见所闻写出来，读者一定爱看。但是不可能。当时正是“文革”期间，报社对报道有具体要求，规定了诸多“不许报”，驻在国的政局，社会状况，同邻国的关系及风土民情，都在被禁之列。使馆也有要求：稿子发出前须经大使审阅。
当时，南亚地区是世界热点之一，美苏在此激烈角逐，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世界瞩目的阿富汗问题此时正在潜滋暗张。这期间，我国三位开国领袖相继逝世，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四人帮”被粉碎，驻在国都有很大反响。然而，在我们的报道中，这些国内外大事不见片语只语，而一些无关紧要但符合当时国内政治需要的事情倒成了重要内容。受“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球外交影响，体育往来成为维系和增强与别国关系的重要手段。我到任后的第一篇通讯就是写中国体育代表团赴白沙瓦参加巴基斯坦全国体育运动会的，题目叫《古城结新谊》，时代烙印很深。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在德黑兰举行，我们从巴基斯坦驱车前往报道。20多天，全力以赴。报社很舍得给版面，有的通讯长达5000余字。
当记者最大的苦恼莫过于面对有价值的信息都因人为因素不能报。在巴3年，这种苦恼可谓刻骨铭心。好在那时记者写稿不署名，只具“本报记者”，很可以遮羞。
1982年秋，我们去非洲驻站时，中国改革开放势头正猛，政治环境宽松。新闻报道方面，鼓励开拓创新，摒弃墨守成规，使人有种天高任鸟飞的畅快感。对报道内容和方式，我们试着深厉浅揭，求新图变。
一是突破对第三世界国家只能“报喜不报忧”的框框，试着用同情的态度和恰当的方式报道驻在国的真实情况。例如，有篇写坦桑经济的通讯，题为《隧道尽头的亮光》，内容多半是经济困难状况，但强调的是“亮光”：经济出现好转的苗头和举国上下为此作出的努力。对类似的报道，对方从未表示不满。报社领导则对这一作法予以肯定和鼓励，认为这为如何如实报道发展中国家开创了一条新路子。
二是以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为基地，当巡回记者，在该地区十多个国家来回转悠，大约一半时间不在记者站。报道较多采用连载方式，四五篇成一组，这既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状况，又可以造成声势，给人以人民日报在该地区很多国家都驻有记者的印象。对连载方式报社很认可，在版面上作突出处理，每篇都配上照片，十分醒目。
三是挖掘当地独有的资源，采写各色人物。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要素很多，诸如山川湖海，风土民情，但首屈一指的当属人物。非洲大陆社会多元，新旧杂陈，现代与原始并存，人物也就格外形形色色。我们采写过的人物有国王、酋长、白人农场主、当地土医生等一，都是非洲特有的，因而也特别引读者关注。例如，我们写过一位名叫哈娃的坦桑土医生，她用草药、矿石、贝壳下药，为人治病，口碑甚佳。我们对她采访后写成通讯，寄回国内。不久，报社回信说，文章见报后读者反应强烈，求医问药的电话不断，提出很多问题向医生咨询，要我们再写一篇，有针对性地回应读者。但这篇通讯没有见报，部里给出的理由是：这期间，读者的电话和来信越来越多，要求也更加具体，有的甚至要医生开药方，要记者帮着买药，记者显然无能为力。还是就此打住为宜，免得让更多人失望。
四是在写作方式上，作“通讯散文化”的尝试。有些题材直接写成副刊文章。内容尽量宽泛，就连当地独有的的花、鸟、邮票也不放过，更多的是城市风貌和风土民情，以便用当地特色事物多的优势来弥补重大新闻少的劣势。
这样写过坦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花和树：兴许是吸足了非洲大地的乳汁和赤道骄阳的热能，此地的花似乎格外色彩浓艳，热情洋溢。一种叫非洲红的大树，花盛时，红肥绿瘦，远看似流动的火焰;而挨挨挤挤到处可见的鸡蛋花树，终年缀满白花，遥望如初冬晴雪。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高树，同时开着淡蓝、鹅黄、浅紫的小花，恍若亮度不同的繁星在夏夜的天际神秘地眨眼……处处花光树影，不仅为城市美容，而且能启迪人们的想象力。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那那利佛，记下了山城梦幻般的晨雾和夜色：晨光初露，山坳中常常有白雾升起，初如炊烟袅袅，继而似岚气蒸腾，最后弥漫全城，笼罩一切，只有山顶的王宫、高树、危楼，时隐时现，飘飘渺渺，迷迷濛濛，恍若海市蜃楼。这里的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消半个时辰，它们便泯散在澄碧深邃的晴空中。夜幕垂临，依山势而筑的各色建筑，都幻化成一片灯火。灯光并不稠密，恰与满天星斗凝为和谐的一体。这时站在阳台，举目四望，但见头上脚下，前后左右，处处是闪烁的星星，顿生步入天庭、凌空御风的幻觉。
一个驻外记者任力业绩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驻在国状况，偶然性机遇，个人水平和努力，但当时的政治氛围和开放程度最为关键，是决定性因素。(劳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