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里古往今来对于“闹”都是在持激励态度，“激励”是心理学上的名词，它是通过对于一个人某个行为的奖励，使其习惯性地展现和保持这个行为，而一个社会对一个坏的行为产生激励效果，不免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矛盾。
金庸先生不久前离去，我对老先生的文学成就甚是佩服，他给许多人的童年带去了那么多的乐趣，可我对武侠这类小说中塑造人物的脸谱化不以为然，比如英雄就要豪气万丈，就要大口吃肉大口啜酒。
文学作品人物的脸谱化，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成长中自我脸谱化的一个来源，从而又形成了整个社会标准化的统一脸谱，这种脸谱化让很多人进入了误区。比如它们激励的大声喧哗是豪爽性子吗？这在公共场合可能不是豪爽，而是毫无素质。又比如它们激励的口无遮拦是心情耿直吗？这在不尊重他人的人际关系中，不是耿直而是刻薄尖酸。
然而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是这样的：对别人发了一通脾气，完事后美其名曰“你看我这暴脾气，就是性子急，压不住火儿，可我这样的人从来不记仇。”
还有，对别人一顿谩骂讽刺后，曰：“我就是这性格，心里藏不住话，虽然嘴上说得难听，可背后从来不嚼舌根。”
而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竟然是容忍的，甚至是标榜的，认为他们真的是豪爽性格、心直口快！
这就是文化中对于“负行为”的激励结果。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闹”便是如此。
说起“闹”，很多人最早接触到这个字，想必是“大闹天宫”，那简直是孙悟空人生事业的巅峰，虽然因此被如来佛祖压于五指山下五百年，可这点惩罚与孙悟空实质获得的奖励相比，依然无出其右，在悟空日后取经路上逢妖就自夸：俺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可见一斑了。
还有一个大闹，出自另一本名著《水浒传》，其实在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大多数好汉身上都或多或少拥有“好闹、爱闹、能闹，敢闹”的性格特征，其中最爱闹敢闹的就是那花和尚鲁智深了，五台山、野猪林、桃花村哪个没有被他闹得鸡飞狗跳，然而他的这些行为得到的惩罚是什么呢？是被方丈赶出门，是惹了个不痛不痒的官司。可他获得的奖励却是“人人都敬他是一条好汉”“是英雄“！
我专门记录了一下，《水浒传》里在标题上呈现出来的“英雄闹”就有13处之多，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郓哥不忿闹茶肆、武松大闹飞云浦、花荣大闹清风寨、镇三山大闹青州道、船火儿大闹浔阳江、病关索大闹翠屏山、宋江闹西岳华山、张顺夜闹金沙渡、李逵元夜闹东京，这些“闹“皆让他们闹出了一条阳关道，闹出一身正气！
到现在我们时常有这样的说法：“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问题在于“闹”这个只应在孩子身上体现的行为，却为什么被我们社会中那么多的成年人给习得了？
这里除了有文化影响造成社会问题外，还有就是“闹”的成本太低，惩罚太轻，得到的奖励远远大于罚，因此何“闹“而不为？
再回到重庆公交车坠江的事件上，这是一件因“闹”而引发的悲剧，当形成悲剧后，我在网络的评论里仍然看到至少一半的人是在批评公交车司机，他不该开车时反击那个错过站而闹着下车动手打司机的女士。
这种思维也恰好是一种抛开了人基本的生理反应，将人脸谱化的习惯性思维。首先在他们的判定中只有好人和坏人，还很可爱地认为，司机要是个好人，就会以乘客安慰为重，就不会与那女人动手，他动手还击了，也不是个好东西。
那么在一个人受到攻击后情绪不会有半点波澜，这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圣人又有几个呢？
再如，那个错过站的女人是此次悲剧事件的祸端，是大坏人，那么他们抛挖出其生活里的桩桩件件，感觉她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其实这件悲剧的发生，我们就将它归于“闹”这个不好的行为上吧，而这个不好的行为是根植在我们文化里的，又得到了社会的纵容。
最后再来重述一下我的观点：我们文化里对一些“闹”等负行为的激励，才导致了公交车坠江悲剧的发生。哪天我们的社会达成就事论事的共识，而不是一切脸谱化看问题，便才能剖析到问题的根节，才算是用血的代价买来了教训，而不是吵来吵去最后得到一个模糊的结果，又不了了之了。（作者：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