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乌海人的记忆里，海勃湾农场、海南东风农场、乌达蔬菜农场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并未远去，那些在不毛之地拓荒成长起来的农场，在乌海农业的发展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如今，农场时代已经远去，而乌海农业继续书写着新的篇章。
初期岁月
1959年年底，乌达矿区将黄河西岸长约20公里的土地利用起来，成立了我市历史上最早最大的农场——国营乌达蔬菜农场。
同年，乌兰木头开荒野战团也随之成立，与国营乌达蔬菜农场为两个牌子一套领导机构。因为那时开荒缺乏劳动力，农场就竖起“招军旗”，每天都有成车成队的“吃粮人”来到农场。
1960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大面积饥荒，各地大批外流人员不断来到乌达谋生。祖籍安徽的刘洪林和妻子经过4个月的艰难跋涉，好不容易来到乌达并被农场接收。
“在我们老家没粮吃，来这给分粮，如果打拦河坝，不管白天黑夜还给加饼，一次给2个饼，一天4个。一到下班，就给你发出勤证，说别丢了，丢了就吃不上饭了。有一次，我病了没有出勤证，去打饭人家不给打。食堂那个师傅是安徽的，我就找到他希望帮忙照顾一下，他一听口音是家乡人，便留我在食堂吃饭。”操着一口安徽口音的刘洪林说起初来乍到的遭遇，言语中有知足，更有感恩。
虽然找到了营生，可以填饱肚子，但是刘洪林不得不和妻子短暂分开。他告诉记者：“男人干的是打拦河坝的苦累活儿，家属干不成，可也不能吃闲饭，就被安排去开荒。这样必须分开，半个月后才团聚。”
奋斗足迹
由于乌达蔬菜农场实行营建制，6000人的开荒大军分成6个营，这些营分别在乌达滩、河拐子以及乌兰木头3处进行开荒。刘洪林被安排到当时大约有800人的一营中，主要负责在黄河岸边筑拦河坝、挖水渠，其他营的主要任务是开荒种田。
“当时，一个营分几个连，一个连分几个排，一个排又分几个班，早上一吹哨子，所有人打饭吃饭后，班长带上十几个人到指定地点干活儿。”刘洪林说。
经过3个月的奋战，1万余亩土地在垦荒者的脚下陆续展开，拦河大坝也在汛期到来之前顺利合拢。自此，黄河西岸的乌达蔬菜农场才有了一定规模，这使得大面积种植蔬菜成为可能。据刘洪林回忆，第一年种的蔬菜品种不多，第二年逐渐丰富，圆白菜、茄子、辣椒、西红柿……陆续端上了人们的餐桌。农场老人马镜仁也表示，菜根本不愁卖，各个连队在矿上（乌达煤矿）都设有卖菜点，一马车的菜，一会儿的工夫就一抢而空。
可是好景不长，1962年3月的一个夜晚，黄河上形成巨大冰坝，致使水位暴涨，一场突如其来的水灾袭击了农场。“水灾后的第二天，冰摞起来2米多高，听说砖瓦厂受灾最严重，当时，我们营的一个连也遭了灾，牲口都淹死了，庆幸的是人没事。”半个多世纪后，说起那场水灾，刘洪林仍心有余悸。
水灾过去，乌达蔬菜农场元气大伤，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盈利。
难忘故事
1969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刘洪林、马镜仁所在的乌达蔬菜农场就被划归到生产建设兵团，改建制为第一师第八团，也是从那时起，乌达蔬菜农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2000多名知识青年分批来到农场，和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谈及和兵团战士朝夕相处的往事，刘洪林、马镜仁顿时兴奋起来，打开了话匣子。刘洪林说：“按照要求，兵团战士要向我们学习，别的不说，咱老农民干得多、什么都会，而他们是一群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娃娃，社会阅历少、经验少，农活儿基本不会，我们必须手把手地教。”“我是领着盖房的，和兵团战士打交道不少，一开始他们不会干，可人家爱学习，喜欢琢磨，后来不仅能上手，而且房子也盖得有模有样。”马镜仁说。
在乌达蔬菜农场改为兵团的日子里，原来农场职工的待遇普遍提高，每人每月增加了8斤粮，还统一发放了军装。同时，医院、学校随之建了起来，农场有了大型农机具，农田水利设施也不断完善，那是乌达农场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时期。“各个连队都有大夫，大夫每天背着药箱下地为大家看病，你在地里干活，有个头疼脑热的，大夫就随时给你看，就是夜里需要看病，大夫也是随叫随到。”说起那时的就医，刘洪林记忆犹新。
1975年，一师八团撤销，乌达蔬菜农场重新划回地方。在相处了短暂的6年后，数以千计的兵团战士也相继离开农场，可那段经历，却成为刘洪林在变迁的农场岁月里最难忘的一段记忆。刘洪林说，农场职工与兵团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别时刻，很多人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不朽传奇
上世纪70年代，随着厂矿企业、知识青年和兵团战士等自办农场的纷纷建立，乌海土地上呈现出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农场建设景象。1970年，黄河东岸原国营五一蔬菜农场，以甘德尔山为界，分别划为东风农场和五一农场。海南区黄河村民小组就位于东风农场范围，村民王谷子的老家在鄂托克旗，为帮助知识青年种菜搬迁到了黄河村民小组。
在王谷子的记忆中，东风农场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冬天要到黄河里拉冰，倒在土地上，等来年冰融化了，再在这个土地上种地，可是没成功。
东风农场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拉僧庙二大队，到1976年建市时，近20年的不断发展，农场已实现了大面积种植蔬菜，且产量稳定、效益可观。唯一不足的是，作物种植相对单一。“那时候主要种植土豆，不仅农场有生产指标，村里每家每户也有任务，一到秋天，各个单位就开车过来拉土豆。”王谷子回忆说。
1978年，是乌海农业发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我市将五一农场和内蒙古建设兵团四师二十四团撤销后移交的八一农场合并，成立了国营海勃湾农场，这就意味着乌海最终形成了黄河以东地区的海勃湾农场、海南东风农场，黄河以西地区的乌达蔬菜农场3大农业基地，使乌海农业发展进一步走向正轨。3大农场建立后，陆续建学校、办医院，并积极发展副业，海勃湾农场兴办了地毯厂、海南东风农场开办了砖厂煤矿、乌达蔬菜农场建成了啤酒厂生产漠中泉啤酒，那场景热闹红火、异彩纷呈，一个大农场时代就此到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市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从1985年以后，我市在重点发展蔬菜种植的基础上，又鼓励和推广葡萄种植，黄河村民小组的王胜云成为全市第一批尝试种植葡萄的人。随着葡萄种植的推广，在黄河岸边的3大农场中，一个以蔬菜和葡萄种植为主导的农业结构逐渐形成。2000年开始，历经40余年发展的农场纷纷改制，曾经的农场时代得以终结。
时过境迁，乌海农业早已今非昔比。我市通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起以葡萄和葡萄酒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同时，我市还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依托蒙根花光伏农业园、绿色生态产业园等农业综合体，积极发展设施农业、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大力培育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不仅有效保障了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农区居民的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