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已经成为了漩涡的中心，为了有效控制疫情，自1月23日10时开始，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等离开武汉的通道暂时关闭。对于仍留在武汉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怎样？大家都非常关心，对于这个为了全国安全而牺牲自己的群体满怀敬意。近日，红网时刻开设《武汉“围城”日记》栏目，以第一视角，记录部分“武汉人”的生活状态，面对疫情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为外界提供一个零距离的了解窗口。
红网时刻 通讯员 易国祥 记者 王义正 发自武汉青山区
2月20日下午，我第一次走到小区院落唯一的进出口。那里设置了路障，有人值守。我们通过电话与临街对面副食店联系好，买了大米、面条、面粉、鸡蛋，好像还有酱油。因我们不出门，副食店女店主将物品拎到这门口来，退后三米远，我上前拎过来。在对方放在一搁墩上的二微码上，妻子扫码付款。
2月21日下午，我第一次接到青山区疾控中心的电话，询问我姓名、是否居住武汉，同住人口，是否有咳嗽、发热，是否接触过新冠病人的经历等。并告知，可能会每天接到类似电话，请我配合并回答相关问题。
2月22日，妻子从微信买菜群里获知，让我们这个门栋里的居民下楼领捐赠菜，有大白菜、萝卜和土豆等。其实，我们家老人和病号早几天就享受过这份待遇，而我们是第一次。这种事难免有人比着，而我们认为，社区照顾老弱病残就对了，我们其实可以不要。
当晚，妻子在同学群里看到，有一个小区，有人下楼领菜，因为人员太集中，几天后发生数十人感染。她一下子想起，白天领菜时，人员也没有完全相互隔开，这里会不会有潜伏传染者呢？担忧之情油然而生。我脑子转了一下说：“不一样，这是社区排查清零之后，保险系数会大许多。”这样才让她放下了思想包袱。
这三件事，大概代表了我对居住小区实现的封闭管理的直观感触。
在这之前，尽管我们没有进出小区，但事实上是可以随意进出的。临街的马路上，只要太阳一出来，行人，买菜的人，有时还不少。与很多人感觉一样，小区管理大体形同虚设，靠自觉。
这一变化来之不易。我跟一些希望武汉早日挣脱病魔缠绕的市民一样，在经历了第一个隔离周期后，对过去一段时间的防控工作，都多少有点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为此，虽然不能亲临一线为防控做点什么，但也没有闲着。
在风声最为紧张的几天，听说当老师的侄女要作为志愿者下社区工作时，她父母和其它家人都非常担心，事情提到我这儿，我也担心，但我表达的意见却是，如果侄女身体没有异常，就应该大胆走出去，为社会做点事，何况国难当头。好在我以为比较柔弱的侄女，她自己还很沉着坚定。
第一个隔离周期，我基本上是每天写日记，偶尔写篇评论。进入第二个十四天，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自己天天困守的社区中来。
为了“作茧自缚”，我写了那个“6必须7明白”，通过城市留言板和自己的公号，向市防控指挥部呼吁，小区封控刻不容缓。我知道肯定有更重要的人物发出过类似的呼吁，由于按捺不住那种呼声，又掂量了自己算不算“添乱”，然后敲起了键盘，算是加入这一民意表达吧，增加一个“路人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