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易纲拥有20多年的央行工作经验，几乎全程参与了20余年来的中国金融改革。自1997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后，易纲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党委委员;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兼任营业管理部主任、党委书记、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2007年12月被任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成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6年1月12日卸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职务。在此次任命为央行行长之前，易纲的职务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同时易纲也是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思考者，实践者，坚定的相信市场者
学者出身的易纲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等有着深刻理解。易纲曾作为“千人计划”的首位回国的海归，不仅拥有扎实的学术背景，而且对于中国经济、金融有着切合实际的深刻理解，可以说他既是一位思考者，又是一位实践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著述中获知一二。
在收录1988年-2003年期间论文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一书中，易纲对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分析、对汇率制度“角点解的假设”的探索、对金融体系和银行改革的思考等学术成果，如今基本都已被吸收进政策之中。而收录2003年-2009年期间论文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虑》一书中，易纲作为实践者集中对中国货币政策实际运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农村金融改革等发生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实践，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分析。
易纲还是一名坚定的相信市场者。在上文所说的两本论文集中，易纲为每本书安排的首篇文章均在强调“市场”。
例如，《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的首篇文章——《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此文是他用中文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该文论述了为什么市场机制比计划机制的效率高，并且指出“产权界定市场机制形成的前提，中国经济改革能否成功，将来市场的效率如何，取决于未来产权界定的清晰度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私有制的发展;私有制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坚持公有制为主并不矛盾”。此文写于1988年，而中国的市场机制则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4年十四届三中之后才逐渐得到确立的，由此可见他对于市场机制和中国实情的理解程度，虽然已过去近30年，此文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金融改革思考虑》的首篇文章是写于200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在此文中他更是鲜明的指出“中国的经济高成长性与高波动性相伴随的原因主要就是产权制度不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政干预。要解决这种高波动、高浪费的增长模式，需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更为重要的是他毫不掩饰的提出“体制问题要靠改革解决，结构调整则应该主要由市场机制自主完成。”在当前结构转型为主要矛盾的新常态经济运行阶段，再回过头来细品他10年前提出的观点，是不是更让人沉思呢?
2015年3月23日，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易纲曾给与会者提出的一连串有关“市场”的问题，至今记忆犹新：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也写入了所有党的重要文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产权清晰、预算硬约束，即单位、企业、家庭对自己负责，同时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如果再搞大锅饭，搞平均分配、平均调拨就不行了。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我在书中讲到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所以，整本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你是否相信市场?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调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表面上大家都在说相信市场，但是从我的工作经验来看，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很多，并且也是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观点，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所以在我的书中《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这一篇文章的结尾，也是我今天讲话的结尾，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央行的实践原则
1994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至今的20余年间，央行无论是职责和职能，还是机制和政策工具，均经历持续的改革和发展，大的方向是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升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首次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今后一段时期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表明未来央行的实践原则已经在顶层设计上被明确。
具体来看，《决定》提出，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下称“金融工作会议”)则再次强调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将未来五年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调整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中国金融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金融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截至2016年底，银行、保险和证券合计总资产规模超过252万亿，而在2003年时，金融行业总资产规模还不足30万亿。在中国金融实现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1.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问题。全球金融危机前(2004-2008)，银行业资产年增规模占剔除金融业增加值GDP的比重平均为30%，即1元的金融投入能够带来3元的实体经济增长;现在该占比已升至42%，即1元金融投入只带来约2.3元的实体经济增长。
2.“金融空转”的化解问题。剔除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名义增速由危机前(2004-2008)的18%降至目前的12%，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危机前(2004-2008)的5%升至目前的9%;目前银行业的四分之一资产配置源于同业往来，金融升、实体降、同业高的实情表明“金融空转”严重。
3.金融资产质量的健康问题。按照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口径估算，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潜在不良已升至7.5万亿左右，同时企业违约的频率和规模也在快速上升。
4.金融过度脱媒的问题。目前M2/GDP已超过200%，显示中国金融深化推进很快，但同时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的快速兴起，客观上也增加了金融风险跨市场网络式传染的可能。按照穆迪的测算，截至2016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近65万亿元，占GDP比重87%，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的不断增长意味着信贷无序紧缩时，银行在替代影子银行信贷方面可能会面临困难，而依赖此类融资的借款人将有遭遇信贷危机的风险。
5.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问题。近年来在中国金融市场依次出现了“影子银行”“钱荒”“债荒”“股灾”等等，均表明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同时金融综合经营的加快、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及国家金融安全的维护，加之我们对宏观审慎政策和监管认识的不断深入，均对金融监管提出新要求和改革需要。
6.金融调控传导机制的重塑问题。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题，如何在营造适宜推进结构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前提下，实现“稳杠杆”，如何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都对目前不断弱化的金融调控传导机制提出改革要求。
这样的问题和难点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赘述，总之目前金融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最终结果都是降低金融的应有效率，如何尽快扭转这一局面，是摆在央行面前的首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