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正月“闹元宵”。张力摄
仙游县鲤声剧团演出的莆仙戏《林龙江》剧照。郑以诚摄
2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莆田“一年两过”背后的今古传奇》的报道。
年三十,辞旧迎新的春节前夜,中国人一年最盛大的节日。但在福建莆田,人们要过两次年——除夕晚上为“做岁”,正月初四晚上才是最盛大的年——“做大岁”,更奇怪的是,莆田人正月初二是不去别人家里拜年的,当地还保留“白额门联”的传统——大红春联上方露出一道白条,喜庆中透出些许悲伤。
莆田人过年的种种异常举动中,隐藏着400年前的一段血泪往事与一位济世英雄。
这位英雄就在莆田地区的众多书院里。他拱手而坐,头戴儒巾,身披大袍,望着面前的供品与求签者,金漆的面孔似无表情。英雄已逝去四个世纪,时间潮水冲刷,离当时愈远,历史愈斑驳模糊……
终于,有人以这位英雄之名写了一部莆仙戏《林龙江》,把莆田民众膜拜为“先生”但不详其事迹的庙中偶像,在舞台上还原为鲜活的英雄传奇。这个传奇的讲述者,是在仙游县城生活了一辈子的大剧作家——郑怀兴。
痛史中的英雄
春节之际的莆田仙游,绿意盎然。沿着曲折小路,经过葱茏的荔枝树和龙眼树,就到了县城一隅郑怀兴先生的家。
“我现在所住之处,就是抗倭的古战场。”71岁的郑怀兴如是描述,令闻者一凛。他家后面一座小山,相传戚继光在此和倭寇打了九仗,故称“九战尾”；前面是更壮烈的“十八战”。不远处木兰溪畔,戚家军强渡虎啸潭追击倭寇的遗址犹存,每年五月初五,这里都有祭祀仪式。
对郑怀兴来说,创立“三一教”并与莆田抗倭史紧密相联的同乡林龙江,却曾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小时候我就知道,乡亲们不论婚嫁、动土、乔迁或出行,常常要悄悄地去庙里问‘先生’或‘请先生’。”但是要问这位“先生”是何方神圣?当时的郑怀兴和很多人一样,却并不太晓得。
郑怀兴逐渐知道,生于1517年的林龙江是一位融合儒释道精华、以儒家为根本精神的大思想家和大慈善家,做了许多济世益民的好事,他最大的壮举,是十年中数次带领门人埋葬和火化倭乱中罹难民众的遗骸,总数达几万具。
受了感动的郑怀兴,以戏剧化的方式讲述了林龙江的传奇,这就是创作于2004年的莆仙戏《林龙江》:
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为乱沿海,莆田一带受害最深。有一人对倭患早有预见,他就是林龙江。富有才华但文章锋芒毕露的他屡试不中,经道人卓晚春启发而悟道,放弃功名,致力传道,扶世济民。
看到倭寇威胁迫近,而当地武备松弛,林龙江向官军献上《抗倭管见》,却被嘲笑。当倭寇真的杀来时,林龙江出头,与乡绅约好共同出钱请路过的广东兵出手；解围之后,林龙江依约奉上酬金,其他乡绅却背信弃义不肯出钱,林被恼怒的广东兵鞭打,但仍劝说他们不要为害民众。
此后,林龙江向官府建议由乡人自办团练,共御倭寇,但未被采纳。临近过年,倭寇气势汹汹而来,林龙江提前招呼乡人逃难,也被嘲笑。倭寇在内奸带领下烧杀抢掠,血洗莆田。令人心痛的是,倭酋敬畏龙江先生,下令保护林宅,但劫后归来的乡人见林宅独存心生嫉恨,纵火烧了林家大厝。林龙江顾不得追究,而是卖田募钱派门人收尸火化后安葬,使死者得安其灵,让生者不病于瘟疫。
今天,在莆田市纪念林龙江的东山祖祠中,仍保存他和弟子积薪火化遗骸时所用的骨灰罐,令人视之动容。据莆田市林龙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卢永芳介绍,莆仙地区在政府部门登记的三教祠(书院)有1700多座,散布于社区村镇中,香火颇旺,发挥着崇德向善、扶危济困和社会教化的功能。
2017年为龙江先生诞辰500周年,《林龙江》在仙游首演。“本地老百姓很爱看莆仙戏,希望这部戏能帮助乡亲更好地了解林龙江的事迹和精神,净化世道人心。”郑怀兴说。
在他看来,林龙江最值得今人学习之处,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从自己做起,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做个有追求有品格的人,进而推己及人,互爱互惠。这样做的人多起来,风气会逐渐改善,社会就能充满希望。
史载,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兴化府城(今莆田城)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为倭寇攻陷,被占领两月之久。直到戚继光入闽抗倭,取得仙游大捷,倭寇才弃城而去。二月初二,幸存者相互探视伤亡情形,二月初四莆田、初五仙游再补过一次年,称“做大岁”。后因二月农事繁忙,莆仙民间就把做大岁改到正月初四、初五。“白额门联”、初二“探亡日”也因此融入当地年俗。
时至今日,莆仙地区过年“做大岁”已传承450余载。“莆田人把最大的痛,融入最大的节,我们的年俗中包含着公祭遇难者的仪式。”莆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炳椿说。
打退倭寇要庆祝,心理阴影要驱散,非要轰轰烈烈地庆祝不可。做大岁过后,莆田从初六开始到二月二轮番上演各色节庆活动,爬刀梯、跳傩火、打铁球等民俗表演延续至今,成为此地独有的“元宵月”嘉年华。今年莆田元宵文化旅游月的主题为“妈祖爱,元宵长”。
为古事注入今情
2004年完成的《林龙江》,是郑怀兴剧作中思考倭患系列的第一部,此后又有《浮海孤臣》《海瑞》《青藤狂士》等戏,显示了作者对明史的深思。
为何会有倭寇?郑怀兴认为,明朝实行“海禁”的锁国政策是主因。其时,日本诸岛争向中国朝贡求利,互相争斗起来,在中国沿海制造骚乱,明政府于是实行“海禁”。“那是因噎废食。”郑怀兴说,结果使商人变成了走私犯甚至是海盗,勾结日本人,趁中国沿海防务空虚,大肆走私掳掠,越发猖獗,终致嘉靖年间大倭乱。这正是莆田痛史与林龙江义举的大背景。
郑怀兴基于历史记载而创作的《浮海孤臣》,或可称为“《林龙江》前传”。它讲的是明朝一个使者到日本小岛上去劝说大海盗王直归降,结果昏庸的朝廷中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杀了王直,维持海禁,引起倭寇猖狂反扑,血洗莆田。
“如果明朝能像宋朝那样开放海上贸易,会是非常繁荣的,”郑怀兴说,“这些戏有现实意义——通过沉痛的历史教训,让人们体会到今天中国倡导的改革开放、‘一带一路’,是非常正确的。”
从1981年的成名作《新亭泪》开始,郑怀兴已写了20余部历史剧。他从小对历史有浓厚兴趣,儿时听祖父讲古,长大后看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他还向朋友借来《古文观止》,全文抄录再细读。这为郑怀兴写历史剧奠定了史识、思想和语言的坚实基础。
郑怀兴的历史剧讲的是古事,但总是让人感觉到鲜明的现实性和时代感。“为古事注入今情”,正是他创作上的追求和诀窍。
“写历史剧不是搞影射,今情必须真诚,古事不能歪曲,这样,将今情注入古事,才能使古人复活过来,才能从栩栩如生的古人身上发现今人的影子,引起观众的共鸣。”郑怀兴说。
《林龙江》《妈祖》《冼夫人》构成郑怀兴历史剧中的英雄系列,有他一以贯之的思考:“我要把这些神请回到人间来,让人们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高尚的品格、行为和精神,才从人变成了神,而不能盲目地顶礼膜拜。”
妈祖,这个死时年仅28岁的莆田湄洲女林默,缘何被后世册封为“天妃”“天后”,成为影响遍及中国沿海和东南亚的海上女神?“古代说她有‘异禀’,就是特殊的能力,但如果只停留于会看病和预知吉凶,她就只是一个巫婆而已。”郑怀兴说,他的剧作《妈祖》,塑造了一个舍己为人、胸怀博大的女性,她为海上遇困者做了太多的好事,最后为了救人而牺牲自己,被后人奉若神明。
当然,郑怀兴说,妈祖也是应运而生,宋朝与海外贸易发达,人们是多么需要一个海上护航的神灵啊。在他家的客厅墙壁上,有一幅巨大的妈祖像,那是他女儿的手绘作品。
“历史剧要想好看,一定要写出思想境界,发出时代新声,”郑怀兴说,“还要有精彩的故事,否则就是说教——观众不爱看!”
专心写戏四十年
1948年,郑怀兴生于仙游,1971年始自学写戏。从1980年正式到仙游县编剧小组算起,他已专心写戏近四十年。
郑怀兴成名颇早,创作于1981年的《新亭泪》是他第一部历史剧,也成为莆仙戏继上世纪50年代《春草闯堂》后,又一部蜚声全国的经典之作。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邀仙游县鲤声剧团进京,展演郑怀兴的三台戏《新亭泪》《晋宫寒月》《鸭子丑小传》,并为这个小县城来的剧作家举行剧本研讨会,使他的戏剧创作获得全国声誉。此后,《半月谈》杂志将郑怀兴与魏明伦、郭启宏并称为“戏曲界三驾马车”。
与他视野开阔、思想深刻、丰富多样的剧作形成反差的是,郑怀兴从事创作以来一直住在莆田市辖下的仙游县。起初这是不得已——他年轻时就承担起照顾祖父母和智障弟弟的责任,加上有些口吃,自认不适合到外面与人交往；后来他渐渐意识到,正是因为待在小地方,心无旁骛,自己才能写出这么多作品。
“我在仙游编剧组,从来没有谁指定要写什么,我对什么有兴趣就写什么,有很大的创作自由。”郑怀兴说。
莆仙戏,莆田和仙游一带特有剧种,是宋元南戏的活化石。上世纪50年代,陈仁鉴执笔改编的莆仙戏《春草闯堂》,引起全国轰动。莆田市只有两三百万人口,莆仙剧团却有100多个,庙会演出、乡村节庆演出是剧团主要的生存方式。
儿时的郑怀兴就爱看莆仙戏,和小伙伴以树枝当刀剑,用树叶编头盔,自编自演,不亦乐乎。从事专业创作后,鲤声剧团一直是演出郑怀兴新作的“试验田”,剧团演职员素质高,培养了一大批爱戏懂戏的本地观众,这使郑怀兴如鱼得水。
老师陈仁鉴的教导影响了郑怀兴一辈子:你只管把戏写好,不要去争什么待遇,该得到的都会得到。名和利是过眼云烟,只有好作品才能留下来。
郑怀兴跟每个剧团合作都很好,他只强调一个:把戏排好演好最重要。“他们问我要多少报酬,我说那无关紧要,就是把戏演好,”郑怀兴说,“我从来不讨价还价,干吗讨价还价?!我们不是生意人,戏演得好才高兴。如果戏演不好,观众骂‘这是个臭戏’,那给一百万我都不要,觉得是耻辱。”
郑怀兴的作品,大都为传统戏曲形式,但透出很强的思想性和现代精神。这个小县城的大编剧是怎么做到的?“读书和思考很关键,我从小爱看书,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郑怀兴说。他的书房,约十米长的一面墙全被古今中外的书籍所占据。
其中有许多西方现代戏剧作品。“外国的剧本与中国传统戏相比,角度和立意不同,情节和结构很精巧；我认为,中国的戏曲,应该在坚持本民族特点基础上,大胆地向外来文化借鉴,这样才跟得上时代,与世界接轨。”他说。
作为这一认知的实践,郑怀兴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写出《青蛙记》《神马赋》《造桥记》等探索性的戏,直到20多年后才得以陆续排演。这些剧作虽不如他的历史剧有名,但被一些评论家视为郑怀兴更重要的作品,因其将中国当代戏剧“拉升到了世界水平”。
迄今,郑怀兴创作了40余部戏曲作品和数部电视剧,涉及莆仙戏、京剧、晋剧、秦腔、琼剧等剧种,屡获全国奖项,演出率很高。2018年全国戏曲舞台上,郑怀兴的新老剧作有12台上演,成为令人称奇的艺术景观。
“每个剧本都有自己的命运,急不得的。写出来后什么时候排演,能造成多大影响,都是它们自己的命运,编剧只要用心写就行了,别的不管。这就好像当父母,孩子长大后能不能成才,那是他们自己的命运,父母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培养他们。”郑怀兴说。
回望戏剧人生,郑怀兴充满感激。“比起陈仁鉴先生等前辈,我真幸运,在改革开放时代可以安心写戏,获得认可。”他说,若不是很早就奠定在全国戏曲界的地位,他这个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背景的小县城编剧,不可能被全国各地剧团邀请写戏,更不可能到台湾和国外去做交流。
在2016年出版的四卷《郑怀兴戏剧全集》扉页上,作者写下:安身立命于梨园。
“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平凡、单调、寂寞,而我自己营造的戏剧天地,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自己流连其中,常常也乐而忘返。”郑怀兴说。(记者顾钱江、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