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 王和
在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保险的制度基础，由于“科技赋能”和“社会变革”，正在发生广泛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更体现在商业模式，乃至理论层面。因此，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观察基础环境对保险理论带来的影响和可能产生的变化，思考“科技重构保险理论”的命题，同时，要深入观察科技发展与理论重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强化理论重构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思考重构的基本思路和路径。面向未来，保险理论的重构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研究与探索。
一、引言
理论，顾名思义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理解与论述，是一种专业知识与智力成果，具有普遍适用性、指导性和稳定性。同时，理论源于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离开了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再者，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进步、环境变化、能力提升和探索实践，理论面临着与时俱进，乃至重构的挑战。保险理论也面临着基础环境变化带来“与时俱进”的任务与挑战，需要在把握根本和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反思并重构。
首先，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科技赋能，即科技进步全面提升了人类的能力，不仅改变了对时空认知与利用的能力，更改变了对风险认知与管理能力，继而改变传统保险理论的基础与环境。具体而言，科技发展与进步，可归结为三大能力的提升，即更加透彻的感知、更加全面的互联互通、更加深入的智能化。这些能力的提升，将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保险理论的基础和根本，包括风险、预测、集合和信用等。一是更加透彻的感知。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风险认知技术，包括保险精算的基础与环境，重新定义“不确定性”，并逐步从预测走到预知。二是更加全面的互联互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保险集合的效率，更创造无限的可能，如碎片化、场景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创新，更使保险从“被集合”走向“自集合”。三是更加深入的智能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风险，特别是“可保风险”的概念和范围，为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技术、新可能和新思路。同时，区块链技术打造的“自然信任”模式，将重构保险的信用环境，不仅提高效率，更体现公平。此外，在信用重构背景下，保险将实现从“前信任”向“后信任”模式的进化，并迎来相互保险的2.0时代。
其次，是社会变革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范围赋能，即在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将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责，通过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由保险承接并完成，进一步提高社会管理的总效率。具体而言，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十八大之后，从国家层面确立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保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社会性”是与生俱来的，“市场性”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政府的行政改革中，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管理领域，保险应当更好地扮演“接手”和“助手”的作用。同时，政府应当将保险纳入治理体系，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花钱买机制”和“养事不养人”，建立“惠而不费”的行政管理模式，继而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保险的范围和功能被扩大，因此，需要重新定义保险的性质、职能与作用。
就当前社会进步而言，科技无疑扮演着“始作俑者”和“源动力”的角色。同时，科技进步带来的是“指数级”迭代变化，其最大的特点是“坐标系转换”，改变了人类认知本身。这种变化也将对保险理论带来基础和根本性的冲击，给保险理论的重构带来压力、想象、可能与必要。因此，“科技重构保险”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和不容回避的现实。这种“重构”不仅仅是简单地重构保险业态，还将重构保险理论。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和保证，面向未来，中国保险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要取得更高质量的发展，有赖于理论创新、进步、指导与支撑。
二、理论重构的观察
面向未来，保险业应更多关注科技重构保险理论，包括风险认知、保险定义、可保利益、最大诚信、补偿原则、市场模式、定价技术、成本理论，乃至于更基础和理论层面的一系列问题。
一是风险认知问题。风险的本质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一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往往源于信息不对称，反映为感知和认识的能力。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科技的视角去看风险，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认识、定义和利用的基础上，看风险、风险因素、风险性质、风险事故与损失的定义与分类，看“可测定（量化）”和“不可测定（量化）”，看风险处理的方式，看风险的可变性，看可保风险与管理等问题，环境和能力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量”的提升，更带来了“质”的跨越，因此，需要重新定义风险以及相关理论。
二是保险定义问题。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保险的定义、性质、职能和作用均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职能问题。保险的本质和形式也需要再定义，例如，在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推动下，集合的效率和信用的建立将被重新定义，并构建保险存在的新逻辑和新基础。同时，传统保险是基于“等量管理”，科技给了保险“减量管理”以想象与可能。面向未来，“保险 +”将成为保险发展的重要模式和路径，势必将重新定义保险内涵与外延。
三是可保利益问题。可保利益是保险经营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首先，经济关系的日益多元和复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和局部损失的“传染”效应不断扩大，使得可保利益的主体不再“清晰”，其次，对“合法”、“经济”和“确定”的界定也需要重新认识和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道德风险、逆选择与制度公平问题。此外，“可测定”、“可度量”和“可确定”也面临挑战。可与不可，更多的是基于能力。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将重新定义“可能”，因此，在传统的可保风险与不可保风险中，会出现一个“灰色（模糊）地带”，利用科技手段，可以不断改变这个地带的“灰度”，保险就可以在这个“地带”开疆拓土，创新发展。
四是最大诚信问题。诚信是所有社会活动的基础，保险对于当事人诚信的要求更高，即“最大诚信原则”。这种制度安排的逻辑基础是：投保人对自身的风险信息和认知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为了确保制度的社会效率，需要通过“告知”和“保证”等手段，实现一种责任分配的制度安排。但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信息民主和技术公平成为常态，将重新定义不同主体的信息地位与能力，因此，要认识并思考“最大诚信原则”制度的环境变化问题，重新理解保险制度的社会公平和效率问题，实现责任的再分配，继而重新思考“最大”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五是补偿原则问题。补偿是保险的最基本职能，是保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保险具有射悻合同的特征，因此，补偿原则是确保其不被恶意利用，防止不当得利的重要理论基础。补偿原则基本思想是“恢复原状”，不可以通过保险“获利”，以防止道德风险。所以，“损失”的定义与确定就成为了关键。在传统的条件下，由于保险公司对“损失”确定的能力相对有限，因此，更多的是采用相对“保守”的做法，这也是许多被保险人抱怨“十赔九不足”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科技的发展给了确定损失，实现合理和充分补偿以更大的可能，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和理解不可获利原则，提高保险补偿程度。同时，结合“可保利益”的反思，需要重新梳理损失补偿对象问题，即潜在的“损失主体”。此外，在确定损失和补偿过程中，还面临一个保险经营的重要因素：近因原则。就历史环境而言，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均面临诸多挑战，但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需要重新认识“近因”的问题，包括定义与确定。
六是形态与模式问题。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将重新定义市场经济的许多基础问题，因此，保险也需要重新思考形态与模式问题，包括形态与类型、需求与供给、规模与效率等，还包括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问题，以及市场机制、市场模式和市场组织等问题。在科技的发展和推动下，许多传统的保险形态需要重新定义，包括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法定保险与商业保险、商业保险与相互保险、财产保险与责任保险、自保与共保、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养老保险与养老信托等。如在区块链，包括智能合约的背景下，相互保险和再保险将面临“再定义”与“再存在”的问题。同时，互联网保险和保险交易所等保险新形态，不仅需要理论“指点迷津”，更需要“验明正身”。尤其是保险交易所，能否成为“偿付能力流动性管理平台和交易市场”，而在此前提下，偿付能力监管将如何实现。此外，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全要素生产力”的概念，那么，保险和保险市场的“全要素”是什么，如何提升保险业“全要素生产力”，也是保险理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七是定价技术问题。保险是典型的“数据行业”，精算是保险行业，尤其是定价的核心技术。在大数据时代，将重新定义“数据能力”，它不仅是数据获取能力，还包括了数据处理能力。这一切，均对传统精算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保险精算，更多的是关注保险行业和企业自身的数据，而未来需要更多地关注外部数据。过去的数据处理能力，更多面对的是结构数据，未来需要更多地处理非结构数据，以及语义能力。量子和超级计算的概念，改变的不仅是速度，更有可能。面向未来，算力，不仅代表能力，更意味着权力。同时，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领域是认知科学，保险精算也属于认知科学范畴，所以，当预测不断向预知靠近，乃至迎来“真相时代”时，将从根本上挑战保险经营的重要基础：定价与准备，因此，保险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前定价”逐步过渡到“后定价”和“中定价”，乃至“自定价”模式，而它的理论基础应如何构建。如“退货运费险”就构建了一种“自平衡”的外部和动态定价体系，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尤其是监管依据应如何定义和解释。同时，“准备”的概念更多的是基于“池”的思维模式，当“点”时代到来时，需要重新思考一系列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包括传统的偿付能力管理理论，乃至“自保险”模式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区块链构建起“价值互联网”的背景下，是否会出现“没有一分钱资本金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基于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智能合约的“机器保险公司”，也需要保险理论的证明。
八是成本理论问题。保险成本理论是构建在保险基金理论基础上，这是保险社会性的缘起与依据，更是保险经营管理合理性的逻辑基础。科技将重新定义并丰富保险基金概念，包括性质、特征、范围与结构。在传统理论下，保险成本结构和属性是清晰和确定的。但在科技赋能和社会进步的环境下，保险商业模式的进化已经成为了必然。减量管理和“保险+”成为了未来保险发展和经营的重要形态，与此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保险经营理论，尤其是成本理论。在“管理型保险”的背景下，风险管理和服务的成本将成为了保险经营成本的主要构成。这种成本，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费用，也不属于赔款，如何依法合规地界定与列支，如何有效的管控，更重要的是如何解释税收关系，成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并直接影响到了保险行业的转型发展，因此，需要对保险成本的结构和属性进行再确定，这种“再确定”需要理论支撑。
最后，是基础理论问题。这个时代，科技发展与进步的最大特点是带来了许多基础理论层面的发展、创新、迭代，乃至颠覆，保险理论也不例外。科技重构保险理论的话题，需要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去思考，思考那些更根本和更基础的问题。例如，量子理论带来的“测不准问题”将如何丰富和改变传统的不确定性理论；随着认知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当生命更“已知”时，人身保险将如何定价；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保险的关系，保险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早实践，那么，在新时代将如何发扬光大。再如，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与保险的关系，保险的根本诉求就是解决“不确定性”，确保“可持续”，那么，面向未来，保险如何更好、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此外，从发达国家的保险发展理论与实践看，保险城市、保险国家和保险型社会等概念已不断普及和深入，并开展了积极探索与实践。我国在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下，出现了宁波等一批在保险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先进实践，同时，雄安新区建设也全面导入了社会风险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也需要进一步清晰和夯实。
另外，作为广义保险理论，还包括了保险哲学、保险社会学、保险经济学、保险发展学、保险法学、保险会计、保险税法、保险投资、保险监管等领域，这些领域同样面临着重构问题。所有相关领域的理论重构，将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态势，需要予以高度关注，需要更多的系统性思考。
三、结语
面向未来，特别是科技发展与创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科技与保险理论，正互相推动着向前发展，一方面，科技将重新定义、丰富和重构保险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保险理论将为保险创新，特别是基于科技的商业模式创新，奠定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面向未来，在科技进步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部新的《保险学》。这部《保险学》的最大特点是科技赋能、制度创新与理论迭代，继而实现保险从“更制度”走向“更技术”，为保险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为此，保险需要“回望出发”，始终“不忘初心”，在科技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把握根本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梳理、清晰并重构保险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