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为纪念顾先生，我们转载了中国科技报2017年5月份关于顾先生的报道。
顾方舟
浙江宁波人，病毒学家、教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医学副博士学位。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协常委、北京科协主席、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顾方舟研究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42年，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1958年他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上世纪60年代初，他研制成功液体和糖丸两种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同时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及适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童年：埋下学医的种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宁波建设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那些小桥流水、泛舟湖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秀美景色，正受着近代化的剧烈冲击，逐渐被颇富新意的市政设施取代。
1926年，顾方舟在宁波出生了。然而与宁波轰轰烈烈建设场面不同的是，顾方舟的童年生活颇为不幸。他的父亲顾国光，在他4岁时不幸去世了。为了养家糊口，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辞去教师职业，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留下年幼的顾方舟交由外婆照顾。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孤独、痛苦的。有一次，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是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偏偏让顾方舟演乞丐。同学们都笑话他：笑话他没有爸爸，笑话他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他只好装作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
1934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土狗的年代，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充满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家国间架起的桥梁：我要做公共卫生！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天津，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品尝着亡国奴的滋味。
顾方舟的初中是昌黎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四四方方的，很是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着架着机枪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就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很不情愿，还没等他们表态，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你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国奴的滋味？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横遍野，亡国热泪洒遍故国，满腔热血报国无门。每天太阳升起时，顾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凶残的目光，是难以名状的屈辱。每每这时，立志学成报国的念头就在顾方舟的心中燃烧。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镜清先生。严镜清先生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拥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平时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顾方舟也忍不住地潸然泪下。
一次，班里一个女生随严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是闻之落泪。偌大的教室里，只有女生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7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研究脊髓灰质炎：以身试药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践行了自己求学时的理想，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战场，治疗患了痢疾的战士。1951年，在战场后方的顾方舟被召回大连，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1955年夏天，顾方舟以优异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1957年，顾方舟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在国内的暴发发生于1955年，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闻之恐慌。
1957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白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并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当时，美国和苏联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死疫苗安全、低效、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仍有疑问。美国已大规模推广死疫苗的接种。经过几周的研究，死疫苗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他失望地发现，美国Salk研究的死疫苗虽有效果，但控制脊灰流行的效果不如人意，只能防止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此外它的费用昂贵，需要注射三次，每次的注射费用高达五美元。顾方舟还发现，美国病毒学家Sabin还发明了活疫苗，但始终无法进行安全性试验。
顾方舟意识到，这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他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立刻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在北京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了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经过一番波折通过动物实验后，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Sabin教授正是困在了这一步，难以前进。
这是一个自强、忍耐、奉献的年代。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试验呢？
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顾方舟的儿子刚刚满月，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让家中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如今，要拿儿子做试验，妻子要是知道了，不知会发多大的火？想到这里，顾方舟决定偷偷给孩子服用疫苗，独自承担可能面临丧子的巨大压力。但纸里包不住火，妻子还是得知了儿子被丈夫拿去做试验的消息。她“质问”顾方舟这是不是真的，顾方舟只好小心地承认了。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妻子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宽慰他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用一种看似残酷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这是科学史上值得记载的壮举，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史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着孩子们一张张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没白费，疫苗是安全的！
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
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1959年相比降低1~12倍，未服疫苗组发病率比服疫苗组高7.2~20倍。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顾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打响脊灰歼灭战：糖丸疫苗问世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将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困难。顾方舟后来时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因此，党委又派了四五位领导，来到昆明实地考察。他们一看，这个地方要电没电、要水没水，马上就摇头，认为在这里生产疫苗不可能。我只好据理力争，说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那段时期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来到了这里。周总理是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的。在云南省长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 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 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198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 “脊灰”单抗。
1990年， 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美。
（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医师）
1959年，顾方舟（前排右一）在昆明与职工创建生物医学研究所，正在建设工地平整地基。
1986年11月，顾方舟（右三）访问列宁格勒全苏外科研究院，并向主人介绍代表团中国专家。
2000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灰”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周恩来总理在顾方舟同志陪同下视察生物所。
2012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科技大会上，顾方舟（右二）获终身成就奖。
责任与使命
——忆与顾方舟并肩战斗的岁月
提问：当时您是什么时候调任昆明的，主要是负责什么工作？
姜述德：我是1960年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1958年建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生产疫苗。我来的时候正好开始生产疫苗，我就参与了。
提问：您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姜述德：刚来的时候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在花红洞。花红洞离市区很远，在一个山头上，交通不方便，生活也不太方便，那种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1960年，正是国家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科室生活比较困难。从我们单位花红洞办点事还得走到昆明来，路途中还要爬山。
提问：您第一次认识顾方舟是什么时候？
姜述德：是1960年9月份。他那会儿是负责人。
提问：您跟顾方舟的工作生活接触最密切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姜述德：我们所里有一个《医学生物治疗选编》杂志，内部办的。杂志内容有国际上和国内的一些进展情况，还有综述。他都是亲自给我修改。比如说我做了文摘，从专业上还有英语语法上，他都会亲自帮我修改，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因为要掌握前沿的东西，那个年代虽然说是没有现在这么重视科技，但是毕竟是做科研的人，离不开探索。他积累知识，不断思考怎么用到工作实践中。这点对我帮助是很大的，在学术造诣上，他是我的榜样。而且在外语翻译和发音方面都对我有帮助。
提问：顾方舟的哪些工作是您最难忘的？
姜述德：我觉得他在科学思维上有创新性。当时有两种疫苗，一种是活疫苗，一种是灭活疫苗。这两种疫苗中，活疫苗不太安全，美国自己做出来的活疫苗自己都不用，而是拿苏联来试验这个疫苗。苏联做了大规模的实验，活疫苗得到了肯定后，美国才开始用，直到六一年才正式用活疫苗。顾方舟带领几个专家到苏联学习以后，根据考察结果，他觉得不能做灭活疫苗。活疫苗适合我们的国情，而且活疫苗的效果确实是非常好。价格又便宜。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我们国家生产活疫苗的时间才这么短。
提问：他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姜述德：他是比较活跃的。他每次开会的时候，讲话都往大家的心里去讲。他比较切合实际，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所以大家对此印象很深。他有创新精神，勇于思考，这是建立在他学识上的见解，要有这种见解他必须得通晓这个情况，而且可以进行整合分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是个领头人，有前瞻性的，能做决策的，以身作则的领头人。带着一帮人在昆明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千百万儿童的健康事业做贡献。当时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无论是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是艰苦的。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没有很强的责任心，没有使命感的话，来调动一批人，是不可能去那么快把疫苗做出来。
提问：顾老对后辈一般是什么态度，您刚说的帮您批改一些文献，有没有其他的？
姜述德：对我来说，正是因为他对我国预防和消灭脊髓灰质炎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影响了我。我是学药的。疫苗也属于我研究的大范围，这个工作我也要一直地坚持做下去。在我们单位，从事小儿麻痹疫苗研究，可以说我是时间最长的。从1960年，一直到去年5月份我才回来。从1960年一直到2014年，五十四年我一直做这个工作。除了我，还有我的学生，一直也做这个工作，我们所里最近有一个产品，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现在已经被国家正式审批了。正是起源于我从1960年开始从事这个研究，一直做到去年。而且现在虽然不在一线了，但有一些事情我还是非常关心的，学生还会来咨询我。1983年去澳大利亚，我就开始在国际上首先做这个疫苗，灭活的。1988年我去荷兰也是做这个东西，我提出大家来协作。一直到了2000年，国家在云南省正式立项了。我们得到国家重大课题项目的支持多了，我的学生也在继续做，一直到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我热爱这个工作，这和责任感、使命感是联系在一起的。顾方舟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本文节选自顾方舟采集小组采访姜述德实录，姜述德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技报2017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