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
如果将美国的新药创制能力比喻成青藏高原，那我们国家该领域的能力只能相当于桂林，虽有一些独立山峰，但总体上相差甚远。”10月18日，中国华生生物园（香港）管理有限公司CEO刘建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2016年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多家机构共同发布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报告，美国对全球创新贡献率高达50%，位居榜首且独占第一梯队；日本、英国、德国和瑞士等制药强国位居第二梯队，创新贡献率为5-10%；中国则以低于5%的贡献率被列入第三梯队。
美国缘何能独占鳌头，是什么铸就了其全球领先的医药创新能力？
人才保证研发
“美国大多数优秀药企在研发方面都具备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在人才招募上更强调可塑性和研发能力。进入公司后，研发人员严格划分级别，逐级竞争、适者生存，从而形成一支契合企业发展理念、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人才梯队。”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刘涛说。
相比而言，国内企业则缺少对研发的重视，人才招募倾向于熟练技术工，虽然节省了时间成本，能够迅速将项目搭建起来，但其根本的研发与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究其原因，美国的药企规模较大，经营时间较长，早期的人才储备和资金投入现已转换成新药盈利，再将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新一轮的研发人员培养中，从而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良性循环。”刘涛分析，国内医药产业起步时间晚、多数企业规模较小，资金不足以支持长期自主的人才培养，长此以往，研发能力必然跟不上。
“另一方面，欧美的高水平研究机构多、科研设备先进、研究方向较自由、资金分配制度较为公平完善，吸引了大量的各国人才，生物医药领域也不例外。”刘建亚说，国内却屡屡见到科研机构中的教授、研究员为项目东奔西跑，无法专心科研。
据贝达药业战略合作高级总监李盈博士介绍，国外药企一般会与基础研究机构合作，但并非以出成果为主，而是给予长期研究资助，同时看有没有高水平的科学家能够输送到企业工作，从而进行长期的互利合作。“美国制药大公司的研发中心聚集在波士顿，就是因为波士顿拥有着全美乃至全球最顶尖的高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等，具有高端人才聚集的效应。这一点也许值得国内企业借鉴。”李盈说。
资金护航产出
即便具备了强硬的研发队伍，若无资金持续注入，也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新药研发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充盈、持续的资金投入变得十分必要。
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教授吴晓明撰文表示，美国政府历来重视生物医药领域小微企业的发展，专门针对其制定了扶持和激励政策，如收费减免政策、美国药品监管机构资助项目等。
在刘建亚看来，美国具备健全的风险投资机制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企业初期也可与大型制药公司进行合作或技术转让，获取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甚至有些小微企业直接被大型公司买断，以另外一种状态生存下去。而在我国，政府设立的生物技术项目占比低，企业获得的政府科研经费总体偏少。投资机构在生物医药领域中的专业人员较少，对企业的价值评估并不准确，导致企业早期融资成本偏高、困难重重。
在企业内部资金的分配方面，默沙东、强生、辉瑞等2016年全球制药前10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大多在20%左右。有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医药工业百强研发的10强企业中，仅有3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在10%左右，其他企业均低于该比例。
“此外，国内往往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今年投入，明年就想看到产出，这对于新药研发大为不利。”刘建亚说，国内药企规模小、集中度低、盈利水平相对较差，存在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但应认识到，新药研发的过程是一个长期而又不确定的过程，短期获得巨大回报是不现实的。
转化打破壁垒
新药的受体是病人，而最了解病人的是医生。医院能否兼具新药研发和诊疗能力呢？
“美国有一些研究型医院都有大型科研专用平台来专门研究治疗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为开发新药奠定了基础，如麻省总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等。”刘涛说，这些医院中很多医生具有理学博士（Ph.D）和医学博士（M.D）双学位，可兼顾治病救人和科研工作，而且科研能力极强。这些具备研发能力的医院在新药开发出来之后，往往也会独立成立公司，使新药研制与成果转化无缝衔接。
反观国内，虽然一些顶级医院和大学附属医院也肩负着研发的重任，然而由于门诊病人数量庞大，导致最有效的医学研发人才都疲于普通门诊，根本没有精力针对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开展科研工作。
此外，刘涛介绍，美国医药企业、高等院校等研究机构也积极推动新型药物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如默沙东公司与加利福尼亚生物医学研究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哈佛、麻省理工等诸多大学的知名教授也会成立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国内虽然一些知名大学也在极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但大部分研究机构仍没有认识到成果转化的重要性，药企也出于观念、政策等诸多原因无法跟科研机构顺利对接。
一位业内人士也表示：“我国药企的机会主义和成长环境，也决定了这些企业将远离创新药，更愿投资研发仿制药和仿创药。” 但正如李盈所言，中国新药创制，才开始十多年，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静候，长期累积。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宝峰也表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很快，而且后劲十足，只要有决心、有策略、有投入、凝聚人才，相信我们会在未来赶上去。”
创新药离不开创新链
新药创制专项走过十载，推动着我国医药产业由仿制到创新的转型升级。但遗憾的是，数十种获批上市的国产Ⅰ类新药中，没有一个靶点是自主发现的。意即，当前我国新药研发总体是在国外发现的作用机制、靶点基础上“跟跑”出来的。而在缺乏创新链前端探索能力的语境下谈新药研发，终究算不得“自主”。
作为一项基础研究，寻找新靶点、新机制投入大、周期长，比如刚刚摘得诺奖的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从发现PD-1分子到相关药物问世，用了26年时间。因而这项工作主要依靠科研机构和大学，各国也都在这么做。至于我国至今靶点难寻，固然有新药研究起步不过十多年的因素，却不足以成为必然——与当前其他领域基础研究面临的问题同理，科研人员很难豁出去，去探索一种高度不确定性；他们更愿意选择一种相对确定性，即沿着国外已有的、领先的方向，这样容易出成果、发论文。
源头创新能力是医药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说一千道一万，国产创新药的突破还得从靶点的发现做起。这是一个关于如何把冷板凳坐热的宏大课题，也是新药创制待解的最大难题，更是当前我国整个科研领域亟须直面的共性问题。
靶点是新药研发的基础，一个靶点可以成就一个产业。那么，假设现在已有一个我国自主发现的新靶点，国产创新药产业能就此上个台阶吗？答案还是未必。从发现靶点到一款新药问世，仍然是一个高风险对应高回报的过程，比如在美国，这条创新产业链有着成熟的体系和分工，而我国这一体系刚具雏形。在现有产业环境下，“放长线”做原创新药不及做仿制药的小投入赚快钱来得划算，企业的逐利性当然不允许其把目光放得长远些。
没有原创新药，医药产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便无从谈起。国产创新药亟待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孕育和孵化，包括如何引导科研人员静下心来做基础探索，如何理顺成果转化激励奖励机制，如何营造鼓励原创的产业环境，以及提高新药审批速度，适当延长新药专利保护期，给新药上市一定政策扶持等方方面面的环节，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