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了以下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了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儿。”
他的声明宣告了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文物的活动再次启动。
当时，华尔纳是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博物馆）馆长，之后转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任东方艺术研究员。他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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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的艺术学徒身份，起始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他的指导老师是冈仓天心，一位总穿一身和服的日本佛教徒。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那批藏品使华尔纳两个最强烈的兴趣脱颖而出――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1906年，华尔纳首次去日本研修。然而实际上他从1904年起，已经开始了打基础的学徒工作。那时，他参加了探险家、地质学家拉斐尔・庞佩利前往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
兰登・华尔纳
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后，经欧洲前往亚洲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该校将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极其相似。建校的想法和华尔纳的那次旅行，都源于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灵光一现。然而，随着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弗利尔的开明计划很快胎死腹中。
1917年4月，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夜，华尔纳已被任命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担任副领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他又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华尔纳之所以能够应对那一切，要归功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曾前往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中国动荡时期的军阀和土匪多有交道，使他增添了自信，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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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为使福格艺术博物馆涉足敦煌，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人贺拉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求助。
华尔纳的父母对他担任博物馆馆长寄予厚望，让他深感压力，试图抗拒，同时他也渴望自己能“在博物馆领域赢得名声”，因此迫不及待地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
抵达中国后，华尔纳和杰恩直奔北京枯燥乏味的旅馆房间。他们的身边堆放着地图、药品、打字机、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猎枪和一把自动左轮枪），以应对前往西安路上面临的问题，那里曾是古代中国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华尔纳总结说：“河南省及其西部有土匪，甘肃省及其西部可能发生暴乱。我们要先经历暴雨和泥海，之后是干旱和令人痛苦的寒冷沙漠。”
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两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和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两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
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曾经作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
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
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
“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
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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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中蒙边界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即Edsina）。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
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党项人源于中国西藏―缅甸一带，1226年，他们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额济纳河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
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粘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专家欧文・拉蒂摩尔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发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代边界向前推进，搞到了一些极好的东西”。）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
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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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全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和拜佛中心。奥利尔・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属于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考古学家。1907年，他从道士王圆 手里，购买了6500件敦煌文书、纸质绘画和绢画（总计12货箱，包括世界上最早、有具体日期的印刷书籍《金刚经》，费用是130英镑，约合650美元）。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所谓的敦煌“藏经洞”。未及甘肃省政府命令在原有洞窟修复那些文物，其中一些文物就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官员手中。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那些文物已被安全保护，洞窟前面有铁将军把门，钥匙由王道士掌管。
斯坦因爵士在敦煌和莫高窟附近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斯坦因也遭受发烧和脸浮肿之痛，他只得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一些藏经洞内的文物，“附带条件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让任何人对交易内容有一星半点的了解”，那些“发现物”的出处，也不会泄露给“任何生物”。
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迅速而神秘地运走了那批文物，以躲避陡峭河岸一处掩蔽所内的当地监管士兵。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拒绝。1908年，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佩里奥特来到敦煌，又在同一洞窟工作了3个星期。他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为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又征购了8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无以伦比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爱德华・卡特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
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对其原有位置和外观进行完整的记录。”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毫不犹豫地宣布：探险队“侦查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完全是纸上谈兵；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应该属于一种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年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韦德尔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率4人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路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积极考古良心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
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 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
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
南海观音，彩绘木雕（辽代或金代）
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
“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
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
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
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
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一位佛教徒的头部和肩膀》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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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福布斯及其后台资助者们认为，福格艺术博物馆首批探险队获得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华尔纳能把死人说活的天赋。基于首批探险队的有限成果――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画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层，说服博物馆董事查尔斯・霍尔掏出5万美元，再次资助探险队袭击中国西部。
霍尔是铝业百万富翁，属于对中国感兴趣的收藏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支持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华尔纳所说的“大计划”，即推动中美学者之间开展合作。1928年，那个计划终于修成正果，设立了哈佛-燕京学院，借以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此次华尔纳再次成为探险队的名义领队，虽然他一直待在后方北京，为实施“大计划”寻找中国合作者。
此时，杰恩成为了探险队的实际领队。探险队员在北京停留了几个月，在那里学习中文。如他们的领队所言，他不想“领导新的探险队，除非他对中文有说得过去的了解”。杰恩学习的中文包括“用一些中国方言讲古代中国流行的骂人脏话”。他还自娱自乐，用文身布满身上每寸皮肤，成为“浴缸里的哇噻景观”。
最终，杰恩和同伴们离开北京，向着敦煌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瞒着中国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画。除了杰恩，新探险队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外科医生贺拉斯・斯廷森以及摄影师理查德・斯塔尔。那一年，华尔纳44岁，而其他美国人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在北京，华尔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要求探险队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并“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从洞窟转移任何东西”。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汤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画揭取专家），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通信，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的计划远远超越了拍摄记录。
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更多洞窟揭取整个壁画场景的计划。其中最大胆创新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运输建议”，即每月一次把东西分批运往北京附近的总部。“飞机上的10小时或12小时，远比马车上的3个月安全。”汤普森给普艾伦写道，后者把建议信转交保罗・萨克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使竞争对手和土匪望尘莫及……飞机可以完美运送雕塑。漫长的陆运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3月25日，探险队已离开北京一个月。距离敦煌还有8周路程时，探险队遭遇了一件事情，算是对后来困难的预兆。
此时，探险队已被美国大学的贾斯廷・雅各布斯、杰恩和他的团队重组。在翻译王近仁、北京国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博士陪同下，探险队在泾川遭遇了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那是一个靠近甘肃省罗汉洞的小村庄。
根据陈万里出版的日记记载，大约有20名村民“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我们离开”。有更多农民赶了过来，“引发了一场大骚乱”。他们“谴责杰恩打破了一些佛像”。人群不断聚集，直到探险队拿出现金，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塑像。协商刚刚结束，当地治安官抵达现场。交易无效，钱被退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个事件给中国处于升温中的反对“外国鬼子”的愤怒火上浇油。此时，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棉花厂发生了罢工。其间，工厂的警卫对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国人统治的上海警察部队驳回了对枪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工厂经理的起诉。随后，在外国人租界对面的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英国警察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伤多人。中国各地兴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活动。传教士和外国人被迫撤离。据报道，在随后发生的长达数月的骚乱中，死伤人数达到数百。
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杰恩的队伍一来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杰恩如此告诫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必须下台。”
因此，华尔纳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路程。华尔纳补充道：“如果我此时在敦煌，会使那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华尔纳担心“去年普艾伦给我的那几块壁画碎片和泥塑，已演变成整个洞窟被我掠夺……我成了敦煌饥荒和干旱的罪魁祸首”。
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从受损壁画上剥离少许碎片是一码事儿，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会使和尚和当地民众过分悲痛。而揭取整个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画，则属于另一码事儿。那至少需要3个月或4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的极大关注，还可能引发实际骚乱……我们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不仅会危及福格艺术博物馆未来可能派出的探险队，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计划’造成伤害。”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
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福格艺术博物馆捐赠玉器和青铜器的格伦威尔・温斯洛普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宣称，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拥有文物的机会。因担心奥利尔・斯坦因爵士的探险可能对未来的“大计划”造成破坏，不久前成立的哈佛―燕京学院要求将其召回。
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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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纳投笔从戎。据说――尽管他本人予以否认――美国原子弹轰击日本广岛和长崎后，他冲进白宫，说服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使日本城市奈良和京都免遭狂轰滥炸。他称自己的作用只是提供地图，详细标出日本的文化遗产地，而把炸弹投到哪里的决定与他无关。
尽管如此，日本人在上述两座城市为他竖立了纪念碑，后来还授予他二级“神圣珍宝勋章”，那可能是日本颁给一个外国人的最高等级勋章。华尔纳还受到了日本裕仁天皇的接见。
华尔纳去世时，感恩的日本人在京都镰仓和奈良为他举办了纪念活动。镰仓的圆觉寺展示了他的照片，同时有十几位禅师为他吟诵《莲华经》篇章。
然而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可以减罪的历史背景被忽略不提。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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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
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我们上次去剑桥城时，那座博物馆因整修闭馆。
但是，我们之前参观时，那里展出的只有那尊观音塑像和两块壁画残片。詹姆斯・库诺在所著《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百年收藏》一书中，未将华尔纳征集的任何一件艺术品纳入目录。尽管如此，该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仍从修复敦煌文物所获的知识中受益匪浅，他们对其他主要博物馆举办的亚洲壁画展览提供监管、协助，包括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
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